2017-01-31

中国变天在即,海外反对派的应对策略



——与(纽约)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化前景研討會書面發言稿
10/3/2016 14:40| 发布者: 郭国汀   http://wolfax.com/portal.php?mod=view&aid=282683

编按:文章

中共的民主化变天,是中国2000年来所未有的巨变,是中共无法阻挡的历史大趋势,如今她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中国的民主化变天,既有着与前苏联等其他共产党国家变天的相似性,又有着诸多重大的不同。
反对派只有认清这些同和异,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应对策略。
中国变天的特点有:
其一,中共已无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代表了未有经济“改开”的共产党国家的新型官僚们,追求资本主义以实现特权资本化的理想,而中共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党官及公务员从共产党专制下的市场化中尝到了更大的甜头,迄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贵、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中共官僚集团在八十年代那种普遍同情、支持政改的内张力,早已荡然无存。
经济小开小改而未有市场化的中国八十年代,基本对应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赵紫阳相当于半吊子的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在中国最可能民主化变天的历史关头,赵紫阳有邓小平等手握兵权的强势元老挡住了道路,而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老人挡道,这就是苏联演变成功,而中国演变失败的原因。
而今的中国,早已没有了产生胡耀邦、赵紫阳的官场土壤。
因此,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和平演变。
其二,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不可能走上越共党内民主的道路。
越南直至1986年才仿效中共搞起经济改革,但到了农德梦执掌总书记的2005年前后,越南大刀阔斧地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国会议员直选、总书记党内竞选、大幅扩大新闻出版自由;近年越南政改又上新台阶,容许反对党越南民主党在国内合法存在;修宪、改国名、改党名都提上日程...很明显:越南的和平民主化变天大势已经不可逆转。
越南比中国之所以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越南改革派领导人没有邓小平,没有包袱一身轻,而启动“改开”的邓小平,却让中共背负“六四”大屠杀的反人类历史巨债;此外,越共领导人也没有胡锦涛屠杀藏人式的血债,没有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罪孽......
习近平虽然以前没有杀人的罪恶,但他上台后谋求绝对独裁,为之不惜在党内残酷斗争,把大批高官、权贵关进监狱,在党内树敌众多;因此,习近平绝对不敢开启越南式的党内民主,因为如此就为政敌清算自己开了方便之门,习近平必然追求绝对的独裁、长期掌握一把手权力和亲自指定接班人。
其三,中共之垮台,一定是地震式的突然崩溃。
由于“六四”后中共关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习近平坚决拒绝越南式的党内民主道路,因此中共的统治基础无法扩大,其政权基础日益薄弱,中南海寡头趋向于孤立。中共政权的现行的游戏规则,不仅阻断平民的参政,甚至抑制着统治集团中的能人晋升——薄熙来就是典型,因为它权力的交接仍然是小圈子黑箱作业、私相授受,连党内的基础都没有,也完全与择优无关。
由于党内民主和程序化双无(党大会只是走形式,一切取决于寡头们幕后的争权夺利),中共已失去了修错能力,其统治集团中不得志的能人要想出头,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即政变。
即现今中共的权力游戏规则,是极容易诱发政变的高危游戏规则。而政变是没有预兆的。
以习近平这样走下去,政变迟早发生。
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已破产,包括共产党旗帜、名号在内的红色“法统”早成负资产,中共政权这幢腐朽的大厦,再也经不起大的震荡了,所以一旦发生政变,很可能引发塌楼效应。
而在现行毫无修错能力的专制昏政暴政下,经济大危机和大规模群体事件一定来临,而且没有预警。现在房价逆势疯涨,如青萍之末,而官民冲突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大抓公知、维权律师、良知记者...大力堵死公民社会的空间。这是在堵死缓和和渐进的渠道,也就是拒绝稳健。
因此,丧失修错能力并堵死社会渐进渠道的中共,早已不可能渐进改良,它表面上硬邦邦,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易碎品,一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摔得粉碎。
其四,中共政权失控后,新疆、西藏、内蒙、宁夏、香港、台湾的分离运动会狂飙突起(编按:此节内容值得疑问。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茅盾并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类似的茅盾,是中共而非汉人压迫少数民族,关健在于政策与法律的正义公平化):
中共数十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残暴的专制统治,积累了巨大的仇恨和离心力,尤其是自胡锦涛时期开始,中共当局打压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强迫同化政策,强效地制造着仇恨和离心力;对维、藏少数民族,习近平继续胡锦涛血腥高压政策和同化政策,因此一旦中共的专制高压松弛,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地区一定分离,而这些地区的汉人很可能遭到大屠杀。
大有利于少数民族分离势力的是,自邓小平始,中共当局愚蠢地单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胎化”计生,而少数民族享有大得多的生育自由,在新疆和西藏,汉族本来就是少数,这种愚蠢的政策,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比例不断下降,分裂势力的基础不断增强,而汉族严重老龄化,汉族年轻人,处于少数民族年轻人口的包围当中,造成了日后这些地区必然分裂的大势,同时也造成了日后这些地区汉族人遭屠杀的高危。
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中共当局为笼络少数民族而出台的歧视汉族政策,则助长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蔑视和离心倾向,这反过来又刺激少数民族追求分离。
毛泽东时代,中共愚蠢地为穆斯林信众成立了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完全无视穆斯林的暴力排他和极难同化的性质,宁夏回族自治区很可能就是国中之国——中国伊斯兰国的雏形。宁夏的非穆斯林居民危矣!
对同属汉人社会但制度不同的台湾、香港,中共当局的言而无信、变本加厉专制倒退,导致台独和港独双双高涨。
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令台湾人离心离德,和平统一大门关闭;习近平则赤裸裸地撕毁“一国两制”契约,野蛮镇压香港“占中”运动,越境绑架…终于逼出一个“港独”来!而镇压“占中”反过来又令“一国两制”统战模式对台湾彻底失效,台独空前高涨。
总之,台、港的独立大潮,完全是中共当局的专制逼出来的,而疆、藏、蒙、夏必然来临的分离, 则是中共当局专制+民族压迫+汉奸政策的混合产物,更为棘手。
其五,中共垮台前后,中国必有空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编按:应当是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进而促成政治危机, 而且经济危机是导致中共政权垮台最重要的原因)。
2005年起,胡锦涛、温家宝把国家财政扭上土地财政道路,掀起了以“强拆”、“强征”为标志的房地产“大跃进”运动,自此中国经济全面扭曲,为房地产绑架,制造业逐渐萎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胡锦涛、温家宝为保自己任内软着陆,不惜击鼓传炸弹,给房地产注资两万亿以救市,做大房产泡沫,以至于制造业加速萎缩,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仅5%,而房地产业达百分之百!在中共的操纵下,银行百分之八十的存款流向房地产,为了护盘,中共各级政府暗中禁止房产商降价;如今习近平经济上走投无路,不惜再次向房地产大注资,这就是最近中国房价逆势疯涨的原因。
对习近平来说,房价疯涨不要紧,但决不能崩,一旦崩了,银行就崩了,各级政府就没有钱维稳了……
但是房价不可能涨到天上去,涨得越高,跌得越狠,中国的空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在房地产的绑架下,各级官僚为了暴富,疯狂圈地、抢地、大搞开发、大上项目…为之疯狂借贷巨债,以至于2015年地方政府负债率高达23.6% 远超美国,贵州、辽宁、云南、内蒙古,都超过了中共国自定的百分之百红线,如今地方政府负债已经失控,许多政府需要借债发工资…而中共国维稳经费自2010年起就已超过军费,2013年中共国维稳经费预算为7690亿元人民币,大超过国防预算国防预算7201亿元,且每年以百分之五速度增长。
中共各级政府维稳经费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早破产,现在全靠利益驱动官僚公务员,以暴力维稳,缺钱维稳则意味着管制危机,管制危机则意味着社会危机。
由于中共当局愚蠢地坚持邓小平的“一胎化”计生长达三十三年,如今中国的老龄化危机空前:35年前,中国儿童与60岁以上老人人数的比例为六比一。如今已接近一比二,由于中国的生育文化已遭长期的“计生”国策所扭曲以及生活成本高涨,如今习近平仍然坚持计生的“二胎微调”,根本起不到舒缓老龄化危机的作用,如今中国大陆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越日本,稳居全球之冠,随着年轻人口的加速雪崩,2040年,预计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8%。至本世纪中期,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四亿,以现有的经济承受力,中国的养老系统无可避免首先崩溃。
中国没有移民体系,空前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目前正急剧扩大,农村抛荒衰败,各种用工荒飙升,劳力成本高涨…这些又反过来大力刺激外资撤逃、制药业萎缩和经济滑坡。
日本尚有超一流的工业体系、品牌和核心技术,在老龄化的冲击下犹身陷困境,而“未富先老”,全无核心技术和世界品牌,畸形经济靠房地产驱动的中国,在世界独一无二少子化老龄化的打击下,会陷入何种悲惨的情形?会发生何等恐怖的社会动乱?可想而知。
总之,由于中共几十年的无道统治,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已经积压如山、危如累卵,现在全靠中共强权暂时压住,一旦中共失控,危机必全面爆发。
其六,中共政权失控后可能的国际形势。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俄国和日本都希望中国分裂、甚至消亡。俄国历来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头号大敌,日本次之。俄国视中国为远东的头号威胁,巴不得中国分裂、灭亡,俄国迄今仍然觊觎中国东北;而日本则希望中国分裂,弱小,日本鹰派认为:中国人配不上这么大一片国土,大和民族更有资格做中国的东部国土的主人。
故中共政权失控后,俄国和日本很可能扶持对己有利的代理政客,并且支持中国的地区分离,以尽量扩大中国的内乱。由于习近平当局与日本安培政府矛盾日益尖锐,日本有望资助中国反对派,但一旦中共垮台,它必然会资助相反的派别。
美国和西方国家则很可能采取“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
其中,德国和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最为一致,德国最有可能帮助中国民主化转型。
中共政权已经来日无多
首先,中共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已破灭,“邓改开”也已经破产,因权贵掠夺成了令人憎恶的名词,习近平迄今在意识形态领域找不到出路,他同时高举“两个三十年”的做法,只能令意识形态更加混乱和虚假,也令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其二,在习近平任上,邓小平的“计生”国策积重难返,灾难性已经初现;胡温造成的经济崩溃,已经无可避免;暴力维稳的路子已快到头。
其三,习近平的“反腐”集权清洗,损害了对官僚公务员的利益驱动,导致统治集团上下离心,士气低落,高层派系清洗和“军改”,则把诸多有能量的高官逼到墙角,极易诱发不测之变。
其四,在习近平的高压指令下,各级政府对和平威权示威的镇压越来越野蛮和残酷,逼迫民众起来不择手段地反抗,整个社会象秦朝那样越来越缺少弹性;在习近平的亲自指令下,公知、律师、记者、异见人士遭变本加厉的打压,公民社会萎缩,官民冲突越来越没有缓和的余地,这是一种失控的趋向…这样下去,大规模群体事件必然爆发。
综合起来可知,习近平任上,中共当局气数已尽。考察共产党政权的气数,主要看三个变量:
一, 意识形态;二经济状况;三统治集的团结程度。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旺盛,且有共产党党迷信+毛泽东个人崇拜双保险,故饿死四千万人也没有危及政权。
“文革”后,毛泽东的神坛倒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所动摇,但邓小平狡猾地将毛共的浩劫归咎于“林彪”、“四人帮”个人,并对毛泽东“三七开”,以此保住了共产党的声誉,并且邓小平走出了“邓改开”的意识形态新路,因此,否定“文革”也没有危及共产党政权。
八十年代胡、赵时期,大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军干部,深受胡耀邦否定毛泽东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精神所感染,对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中共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挑战;另,而且当时的通货膨胀也冲击了老百姓生活,“官倒”令民众深恶痛绝,再加上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以及李鹏和陈云等顽固派之间激烈内斗,令中共的政权摇摇欲坠,1989年差一点垮了台——若不是邓小平侥幸长寿及牢牢掌握军队,中共必早在1989年倒台。
胡锦涛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完全破产,但经济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相对团结,因此可以“暴力构建和谐社会”。
习近平时期这三方面都不行了,而且问题比比1989时严重得多,所以说中共气数已尽,快要谢幕了。
那么,中共政权崩溃的方式如何呢?我以为以此种方式最有可能:短时期内多地接连爆发重大群体性事件,令维稳机器力不从心,政权失控,并倒逼产生“逼宫”或政变。
针对以上的新形势,海外反对派宜采取这样的策略:
中共士气空前低落,推进国内抗争升级的时机已成熟;海外民运必须尽快影响国内,变国内的无序抗争为组织抗争,才能对中共产生强大的压力,以造成“蝴蝶效应”;
旧的方式已经无用,海外民运应该在原有政党框架下尽快组建策应国内的行动小团体,而没有能影响渗透国内小团体的民运政党毫无用处,形同中共海外的花瓶政党;
中共垮台之前,民运政党组织的任何“联合”都是民运的大忌,民联和民阵的合并例子经典地表明:民运政党任何“联合”,都是民运内讧之源,惟为中共特务的渗透和挑拨大开方便之门;
新形势下海外民运必须改变以欧美为本位的地缘战略,把海外民运的重心转移到日本和台湾(日本的潜在优势,有条件(比如已有美国国籍者)的民运骨干,应设法移居日本和台湾);
新形势下海外民运的国际关系策略:
认清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头号敌人永远是俄国(前苏联),二号敌人永远是日本。
认清谁可能资助中国反对派,谁是中国反对派的敌人。美国是庇护中国反对派的头号国家,但是美国有绥靖中国旧政府的传统,她不可能大力资助中国民运;普京治下的俄国,不希望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因为中国民主化了必然亲西方,因此俄国绝对不会帮助中国民运,而只会支援中共。
日本虽然是中国的地缘政治二号大敌,但是日本现在与中共的矛盾急骤尖锐,相互敌对的趋势很明显,日本的安培政府为了搞乱中共,很有可能大力资助中国反对派。因此,海外民运把重心移往日本,争取日本政府的资助,是很有希望的。
为此,海外民运不宜言论反日,以创造最有利的大局。
除了日本外,台湾绿营是另一最有可能大力资助中国民运的国际势力。民进党心里很清楚,中共不倒,台湾没有可能“法理独立”,而民进党和现今愈来愈多的台湾人已不满足现有的“事实独立”,而追求名正言顺的“台湾共和国”或联合国的中华民国席位,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应该支持中国反对派以搞垮中共。只有中共垮台了,台湾才有机会独立。
这就是事实上台湾绿营对中国民运的支持反而超过台湾国民党的根本原因。而现今抱残守缺、胸无大志的台湾国民党是几无可能资助大陆民运的,大陆民运大有可能争取到台湾民进党的支持。
为了争取台湾绿营,民运人士不宜攻击“台独”和民进党。
总之,中共气数已尽,垮台在即,海外民运苦苦蛰伏至今,如今反攻中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时候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中共党内“变天派”),取代中共,恢复大陆中华民国,重立五色旗...这是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
我已经论证了:中共之垮台,一定是地震式的突然垮台。针对中国国土面临四分五裂,边疆汉民遭少数民族屠杀的高危局面,一旦中共垮台,当务之急组织有效政府接管中共的烂摊子。由于之前中共当局高压党禁,且严打一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如无成熟政党接管政权,社会必然大乱,而归国的海外民运必陷入纷争内斗,导致新政权难产。
我以为这时候的上策是:紧急邀请台湾国民党回大陆接管中共政权,恢复大陆中华民国。因为他们有钱、有经验、有现成模式…有成熟的现代政党套路,这些,都是民运政敌不具有的,以台湾国民党的成熟和现成模式,再与大陆反对派的人才结合起来,才能够尽快组建有效的政府。
而且,这也是对“台独”釜底抽薪的上上策。
中共垮台后,越早建成有效的新政府,则裂土分疆和屠杀的灾难就越小。
如果台湾国民党连摘果子的志气都没有,执意要当岛民政党,那么只好由国内狱中民运、海外归国民运、中共变天派三方召集制宪会议,以恢复1912年中华民国、重树五色旗(五色代表中华传统五种美德:仁义礼智信)、实行联邦制为妥。
曾节明 成稿于2016.10.2丙申丁酉丁巳傍晚于纽约上州

2017-01-20

为何美国的法律保护弱者,我们的法律保护权贵?

先来看看美国的法律是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

  【案例1】麦当娜曾对一老太太脸吐一口痰,联邦法院判她赔偿该老太太500万美金。法官说,如此判决,并不是一口痰对老太太带来多大伤害,而是对于麦当娜这么有钱的人来说,判她赔偿5万,她出门也许还会对10个路人造成伤害。法律判案不是从被害人遭受伤害程度来判,而是阻止罪犯的角度。这就是判例法。
  一口痰等于500万美金,这要是放在中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她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已经达到了非常苛刻的程度。保护弱势群体被视为社会高度文明进步的产物。
  再反观中国,是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呢?李刚儿子开车撞死人仅判三年,近几年来国内豪车打人,豪车拒绝为急救车让路,宝马女辱骂修理工,豪华车男怒打保安之类事件屡见不鲜——结局却大都以“道歉“了事。违法犯罪的成本竟然这么低,难怪弱势群体屡屡被“恶霸”欺压。很多时候,也不是政府不愿意插手,而是我们的法律偏太过于向了“强势群体”。

  【案例2】有一位中国作家,在美国因为一件事与人打架,自以为有理打人的、做好了认罚打人的他没想到自己一拳竟然如此严重:花了昂贵的律师费,也只是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还被判服刑一天,100个小时的社区劳动(宽松的劳改),2000美元的罚款。
  在中国作家看来,原以为“打人这事我承认,但我想确认的是我打他是光明正大的,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他是该打的”,可是律师却告知他说:“你完全不懂美国法律。至于他该不该打,那是另外一回事,与本案无关。这个官司法官只想知道你打没打人。如果他欠你钱或者欺骗你,导致你身心受到伤害,你可以起诉他。那是另外一笔官司。”
  尤其可恨的还不止这点,在美国,如果你在公共场所被人打了,凶手又逃之夭夭,你可以要求政府赔偿。
  这在中国人看来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事,怎么可能呢?又不是政府犯的罪,与政府何关。但美国律师告诉你,“政府有责任的。因为有人犯罪使你受害,你受了伤要看病,你误了工有损失,这些都是政府要赔偿的。”这是很多人在美国可能会感到又一次被颠覆观念的事。又不是政府犯的罪,政府是打击犯罪的,我们只看到政府浅表的责任。政府是有责任的,公民没保护好,罪犯又逃了,美国人追究到政府深层的责任。
  当然,美国政府保护穷人的措施并不仅限于你处于挨打地位的时候。在美国,国民有病了,美国医院必须先治疗,账单是邮寄到你家中。如果付不起医疗费用,则由慈善机构或者政府来出面解决。穷人无钱交治疗费用,而停止用药,是要进监狱的。这就是人权,这就是以民为本,这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案例3】美国的一个5岁女孩在商场被电梯夹断3根手指,法院判商场赔偿小柯瑞娜1120万美元,赔偿母亲罗莉380万美元;湖北荆州电梯事故女尸拿出后商场不负责,家人在商场放棺材遗体讨说法,却被商场雇黑社会强行开馆拿尸体出来拖走。
  大人物们一面号召国民“学习雷锋好榜样”,一面却又视黎民性命如草芥,视法律如儿戏,根本就不愿从法律层面对他们提供严肃的保障,法律处处维护的是特权阶层的利益——大概这就是造成今日国人之“人人自危,但求自保”的深层次原因吧。
2006年彭宇案一位老人在街上摔倒并受伤后,彭宇冲上前去将她送到医院,并给予200元作为帮助。但老人最后在法庭上状告是彭宇将其撞倒。法庭最终判决为老人应得4万元补偿费用。法官认为,彭宇给老人的钱就是其将人撞倒的证据(法官最著名的一句话问话是: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送她去医院?)
  这样的判决,岂不让人啼笑皆非?岂不让后来者望而却步?时至今日。老人跌倒了无人敢扶,究竟该由谁来担责?今后,中国老人街头跌倒,不单是国人不敢扶,恐怕连老外也不得不望而却步了。
  老外北京街头扶摔倒女子遭索赔1800元,网友盛赞不已:这是近400年来首个强迫外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是民族英雄!这个条约可以正式命名为《新丑条约》!
  不知各位亲们有没有发现,坏人作恶的时候,法律管不到他们,等你跟坏人拼命了,法律就来管你了。很多时候,我们屈服于坏人的淫威,并不是畏惧坏人的势力,而是畏惧那本该保护好人的法律 

  再来看看美国的法律是如何保护孩子的。

  【案例4】一个母亲在家中忙碌一时疏忽,孩子掉在泳池中不幸遇难。正在母亲悲痛不已之时,却收到法院“玩忽职守”的传票,因为没有尽到一个监护者的责任,将面临被判刑的处罚。
  对我们而言,这无疑太不进人情。刚刚经历了失去孩子的悲痛,还要因此而坐监服刑,天下那有这样的荒唐。
  法官的理由十分简单:因为母亲失职,一个生命意外消逝,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其社会意义是,这位母亲一旦判刑,“法律所起的警示作用将使千千万万个母亲在保护孩子方面更加尽职尽心。”其哲学思想是,“你生出一个孩子时,他首先属于他自己。他是带着无数与生俱来的权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不管他自己是否有意识,不管他是否长大成人,这个社会有层层的法律保护着他。”三纲笼罩了数千年的国人,少有这样现代人权意识。
  维护孩子的权力,保障老人的健康,维护保障弱势者的权利,这是美国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重要任务。

  【案例5 据美媒报道,震惊中美华人的洛杉矶地区留学生绑架案经过3日的庭审露出了冰山的一角,该案性质之恶劣,手段之残忍,涉案人数之多,所犯罪行性质之严重,在美国刑事案件中实属罕见。据受害人庭上陈述,十几人对她施以酷刑,包括扒光衣服,用烟头烫伤乳.头、用打火机烧头发,逼吃砂子,剪掉她的头发逼她吃掉,连续虐待七小时,当地媒体评这些孩子粗暴残忍,既无法治观念,也毫无人性关怀,有6名被告父母来美后竟敢贿赂受害人和证人,想私下金钱摆平,也立即被逮捕关押。她们将面临终身监禁处罚,目前还有4名涉案留学生在逃。据知情者透露,翟芸瑶和张鑫磊被捕后第一次出庭时两人完全懵掉了,他们没想到自己竟然闯了一个终身监禁的大祸。在他们的心里,这种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学生打架就算被校长知道了,顶多是教训一顿罢了,连开除学籍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要被捕入狱,把牢底坐穿了。
  还有一学生父亲因闻便飞往美国“解救女儿”,后来因涉嫌收买证人也被捕入狱,由于他们对美国法律的无知,自以为打群架这小事也就被训斥一顿,闹大家长拿钱买单就完事,但事实证明,他们父女付出的代价是将要把美国的牢底做穿这次了...... 
  再回头看看咱国内的啊,看远点的,98年一起校园暴力事件,多名男生殴打1名男生导致1名男生受到重伤,左侧睾丸爆裂被切除,受害者自杀身亡...才判了一年半,赔偿六万元。
02年陕西6名学生殴打1名学生,导致其精神分裂...事后赔偿了15千元,这还是男生,女生就更不用说了。 
14年湖南1名女生对班里一同学长时间殴打导致其精神失常,事后仅仅赔偿了1.8万元,还有一纸检讨书忘事。15年,海南省一名女生遭受11名女生殴打,发裸照,还发到学校QQ群,视频在网上疯传,仅仅是校长批评了事!!!民事赔偿都没有!还有更奇葩的。
15年,云南一名女生被七八名女生拔掉衣裤殴打,裸照在朋友圈疯传,仅仅被判决叫家长对其当场赔礼道歉,并加强子女教育!
  通过以上列举的“打人事件”,你能从中看得出什么吗?答案:犯罪成本低得你难以想象!所以屡屡发生的打人事件并不单单是教育方面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已经严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再加上得不到法律上的严重惩罚,面对如此低的犯罪成本,你说那些心里满是仇恨的学生能不动手?
  【案例62012年,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父亲发现一名男子正在猥亵他年仅5岁的女儿之后,怒不可遏当场把这名男子打死。根据该州法律,为了制止严重的性攻击,使用致命武力是允许的,而且是正当的。当地大陪审团和检察官最后决定不对这位父亲提出起诉。这个父亲的行为在全美得到普遍同情和支持。
  相同的案例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假如你愿意百度下“官员强奸幼女”这几个字,你就会发现相关信息竟然多达211万余条,许多博文对“官员强奸幼女”如数家珍,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各地官员强奸、轮奸幼女案层出不穷,可是我们的法律却只能悲哀地将其定性为“嫖宿”,企图为官员们开脱罪责,重罪轻判。
  如果一个國家的执政者,自已制定的法律自已都不遵守,那这个國家就不会有法治。如果一个社會的管理者,大多都是些说一套做一套的骗子,那这样的社會就不会有诚信。如果一个社會辛苦劳作的人们生存艰难,而寡廉鲜耻的人却活的幸福快活,那这样的社會就不会有公平。如果一个社會的權力者,钱财可以成吨上亿的贪腐,那这样的社會就不是文明人类,而是动物世界!
  美国大法官克拉克有一句名言:摧毁一个政府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它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特别是它自己制定的宪法。 

  最后,我们再来对比下中美司法对待爱国主义者的不同态度。

  【案例71984年,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些反对人士前去举行抗议活动,其间一位名叫约翰逊的人点火焚烧了为庆祝共和党代表大会而悬挂的国旗。约翰逊因此被判有罪。但是,德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推翻了对他的定罪,认定约翰逊焚烧国旗的行为属于“象征性言论”,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美国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政府机构都不能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

  【案例8198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就约翰逊一案做出裁决,维持了德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的判决。但是,美国国会在一些利益团体的推动下,马上通过《国旗保护法》,禁止以任何形亵渎国旗。就在该法律生效的当天,一位名叫艾奇曼的人到国会门前焚烧国旗。1990年,联邦最高法院再次以54的多数做出裁决,重申焚烧国旗的做法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范畴之内。
  然而反观国内,一谈到爱国主义,官媒们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根本无需经过法庭审判,先从道德上判定其有罪了。
96日晚,在第二十八届泰山国际登山节上,一名据称来自天津的30岁左右男子,穿着印有“大日本帝国海军”字样的T恤衫登山,被民众包围,有群众愤怒地将其T恤扒掉。该男子却称,自己从小在日本长大,在日本就是这样穿,在其他地方穿都没问题,唯独在泰安穿怎么就不行了?执勤民警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将其带离现场。
  这时候,许多中国的官媒几乎在同一时间站了出来,发出了爱国主义者的怒吼,严厉批判这位“卖国青年”,呼吁法律严惩“卖国贼”,以儆效尤。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爱国青年侯聚森“约架案”中,所有官方微博也是一边倒地支持“爱国导弹”侯聚森,而侯的谩骂侮辱对方的言论则完全忽略不计。
  在我们为那些代理了法庭和律师的官媒们集体默哀的同时,也让我们发出一些对中国司法的期待声音吧:依法治国——偶尔也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维护下弱势群体、老人、孩子、妇女和正义人士的正当利益吧!
  最奇葩的贪腐分子—。烟台落马副市长王国群,公安局长出身竟是法盲。王国群在法庭上认罪:“我不学法、不懂法,最终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 天呀!公安局长不学法,不懂法,这这这这,,这到底是政府和组织的罪过,还是他本人的罪过???这也太奇葩了吧!!!是谁考察提拔他的???
  是啊,如果执法者都不懂法——国民们长期被一群不懂法只收礼的人审判着,还在重复上演着老掉牙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故事,还谈什么司法公正呢?PS:转发是美德!

(转自微信,作者不详)

2017-01-12

辛可:五百年一路堕落到今天!



   风紧霜冷难成句,伤心人读伤心史!
    ——辛可   
    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或甲申之后无中国等等,问题可能没那么严重,死了谁中国都在。我更不相信所谓“亡X亡X”的高论,吓唬谁呢,大家早过了裹着尿不湿的年龄!
    但平心而论,中国文明到了两宋,确实到达顶峰。就像炒股,股价见顶转折,其间虽有反弹,但始终难改下行趋势。直到玩得阴阳两虚,摔在地板上。天朝大国最终被修理得屁股通红,只剩下自娱自乐的份!
    流行的观点是大唐帝国才算巅峰。大唐固然不错,但无论科技文化制度诸方面,与两宋相比犹有不及。当然了,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就当我没说。记得上大学时,洛阳和西安为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斗得你死我活。可到了2012年,因为你懂得的原因,这场争论戛然而止,河南人唾面自干、缴械投降,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或学术自由吧。
    其实不用到晚清,自16世纪,跟西方相比,我们就牛逼不起来了!人家在新时代的风雨中凤凰涅槃,而我们却在酱缸里自甘堕落。所谓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中国19世纪的民族悲剧,在16世纪已经注定了!
    这一时期,正是朱明王朝中叶。毛先生粪土当年万户侯,欣赏的人不多,明太祖算是一个。朱重八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光复神州,把蒙古权贵赶回老家去。民国肇造,孙先生带着股肱之臣,亲自到明孝陵献祭,大概是感念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功业。另一件事,也是他干得最烂的,就是把専制制度推向极端,搞得一人成神、遍地奴才,使中国彻底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泱泱大国外强中干,不可救药地走向没落。
    为了打造中国优胜论,有些人总喜欢拿鸡的屁说事。所谓在1840年以前,中国的鸡的屁天下无敌云云。这大概也是事实。岂止1840以前,1840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的鸡的屁也是全球第一。所谓1840后西方商品便倾销中国,根本就是胡扯。果真如此的话,何必搞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烟帮忙,红毛蕃的商战成绩可能更糟。洋货横行中国,那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
    退一步讲,1840年前后,大清王朝的人口4亿,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此多的人口,鸡的屁称雄列国,何必大惊小怪?事实上在更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鸡的屁一直领先世界,人多嘛!在16世纪,中国人口已达1.2亿,以如此大的人口基数,鸡的屁不大行吗? 既如此,被别人修理成那样,为何?比鸡的屁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是制度问题,这才是国家竞争力之关键!
    有人说,晚清以前,中国的农业文明远胜于西方,这也是中国文化界或历史教材一贯的论调。那要看怎么比,如果比总量,中国当然优于西方国家,地广人多嘛!如果以生产力水平或劳动生产率为标准,结果如何呢?今天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逊于西方,事实上在500年前已经没多少吹牛的本钱了。
    就单位产量而言,在16世纪,中国北方旱地亩产50斤左右,而英国的旱地亩产已达100斤。就生产效率而言,中国一个劳动力年产4000斤,而英国是12,000斤。就增长而言,两宋至万历年间,中国农产品年产量增长了1.5倍,而同一时期西欧国家增长了2.7倍。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跟西方相比,已经落后了。
    有人说,晚清以前,中国的手工业如何发达,把西方扔出几条街。可稍微读点历史资料,就明白事实绝非如此。至少从16世纪中叶开始,我们不是把人家扔出了几条街,而是掉在人家屁股后边,且距离越来越大!
    我们不妨拿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形态,纺织与冶金业比较一下。宋以前,中国的纺织业确实有一定优势,但宋以后直至晚清,进步却非常缓慢,基本上是吃老本。而同一时期,西方却发展迅速,更别说后来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
    16世纪,西欧国家已出现自动纺车,产业规模空前扩大,在英国的从业人口已达国民的三分之一。以铁矿石产量为例,宋元的铁矿石年产量125,000吨,年增长2.7%,明朝大概如此。而仅在16世纪,西欧国家铁矿石的年产量就增长了2倍。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最要命的是生产方式的差异。传统中国始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主要的产业形态为小农家庭或家庭作坊,拜重农抑商的伟大国策所赐,手工业、商业只是小农社会的补充。“士农工商”的天朝定理已说明一切。特别是商人,虽有几个臭钱,但始终很下贱。朱重八规定,农民可穿绸纱,商人只能用绢布,地位可见一斑。
    制度使然,中国的工商业根本得不到健康发展,也无法从小农生产中独立出来,自然就不可能为中国的工业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而西方的庄园经济便于工商业之间的协作,也有助于工商业脱离农业经济,成为独立的产业形态,从而做强做大。有钱的工商业者非但不被歧视,而是成长为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西方,绝非偶然。这不是自然选择,而是制度的产物。
    最为可笑的是,谈及西欧的庄园,有些人总选择性地拿初夜权说事。免费睡别人的老婆,这当然很禽兽,但中国人的修为,也谈不上文明,甚至更缺德。我们是没有初夜权,但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蹂躏妇女。大家都有做嫖客的嫌疑,区别只是掏不掏钱罢了。妻妾成群的中国男人,有何资格嘲笑人家更恶心。
    在我看来,民国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妇女解放。女人养育了我们,进而养育了这个国家,我们却用流氓的手段来回报她们。这样的文明,有何资格大书特书?有些人扬言要恢复中国的纲常伦理,好吧,请先讲出所有的真相,去问问全天下的女人同不同意,你妈妈同不同意,你妈妈的妈妈同不同意!
    有人说,中国人在文化科技方面对人类有多大贡献!“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当然也包括西方。毋庸置疑,中国人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那是老祖先的成绩,跟现在的我们没有关系。老子英雄未必儿好汉,英雄老子生的混账儿子比比皆是。
    讲得刻薄点,近代以来,至少在思想、科学领域,中国对人类文明几乎没多大贡献,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不停模仿罢了。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是个了不起的老太太。一次CC采访她,让她谈谈“两弹一星”的科学壮举,老太太说,就科学而言,我们没任何贡献啊,别人早做出来了,我们只是模仿而已!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该有的格局!所谓科学贡献,就是你的创见,你必须第一个弄出来!婴用毒奶粉、猪用砒霜、亩产几万斤确是中国独创,但这算得上科学吗?
    事实上,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科学方面已落后于西方。简单归纳一下,无论从内容到方法,中国跟西方大相径庭。前者的研究只为实用,纯属技术范畴,而后者却着力于事物内在规律的探索,这是现代科学的路数。前者的办法是传统经验的总结,而后者是实验与逻辑推理,此现代科学研究之通例。简言之,中国人依然在传统里打圈圈,而西方却开始超越传统,向现代科学高歌猛进。
    当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理论,开辟了医学与生物学的新时代,而我们的头牌神医,还主张用寡妇床头的尘土治疗耳疮!当哥白尼倡导“日心说”,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论的时候,中国人正忙着玩河图洛书,在推背图里寻找宇宙真理。甚至到了晚清,中国的士大夫还拒绝承认地球是圆的!史实如铁,有什么可吹牛皮的?
    当其时也,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泛起,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了新阶段。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人的发现,把个人从种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干你所愿干的事”,这是拉伯雷的宣告,也代表了人文主义的心声。可悲的是,500年后,拉伯雷的重孙都成了灰,我们还在为这句话斗争呢!
    而同一时期,横行于中国的,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伦理,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主张要“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一边卖弄着夫子之道,一边玩弄着女人的小脚,大搞所谓华夷之辨。当时的文化界最流行两种文体,一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大明版的舔穴体,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一是李梦阳他们搞的复古运动,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味山寨古人,毫无创新,更像是一场闹剧。
    当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所谓异端思想。如泰州人王艮,提出“人欲即是天理”,向程朱理学开火。最被道学家痛恨的地市级干部李贽,甚至斗胆跟孔夫子叫板,提出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话,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李贽最终无奈何抹了脖子,成为文化専制的殉道品。
    事实上,如果仔细研究李贽的作品,如《焚书》、《藏书》等等,其思想架构依然无出旧传统的藩篱,至少够不到人文主义的标准。其他被视作异端的思想者,亦可做如斯观。即便如此温和的思想批判的微火,也不容于当道,被残酷地扑灭了。文明的黑夜,漫漫无期。
    就教育而言,中国延续着陈旧的模式,即便与孔夫子的教育思想相比,也是倒退。教育只是为了洗脑,培养听话的奴才、驯服的工具。尽管八股文多被诟病,但算不上罪魁祸首,文官考试形式而已,关键是目的与内容。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看起来很不错,但无论你怎么格,终归要格到天理上才算正确。今日中国之教育,亦可作如是观。不管用何种形式,格来格去也不过是光荣正确。如此教育,除了奴才蠢货伪君子,还能培养什么?
    而在西方却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新教育,比如大学。早在12、13世纪,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已经建立,随后有海德堡大学、布拉格大学等等。到16世纪,大学在全欧已近百所。而中国出现类似的玩意,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想想吧,这时候牛津已经玩了800年。尽管西方早期的大学教育尚不完善,但毕竟作为新的教育模式,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摇篮,成为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
    既如此,有人还是不服,所谓我们也有中国式的大学教育,比如书院。书院确实在两宋兴盛一时,成绩不菲。但据我的研究,书院虽有别于科举,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模式。甚或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东林书院。他们不是为了创新思想,而是不甘心政治上的失败,聚集于斯,跟被干掉牛牛的阉党们作对。
    事实上,书院自两宋以后,逐渐走向没落。原因很简单,専制统治者绝不容许体制外的声音存在。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与程度的言论自由都是危险的。要么被体制消化,要么被干掉,这是古今獨裁者贯用的伎俩。以岳麓书院为例,最终演变为科举培训班,拿了财政拨款,专心培养専制奴才。
    为什么一个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在人类开启新时代的历史时刻,却如此可悲地沦落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残酷、腐烂的専制制度,以奴役人为目的、丝毫不尊重个人自由的専制文化。在専制制度下,任何教育创新,任何有悖主旋律的声音,任何独立的思想,任何脱离体制的教育模式,都要杀无赦!遍地奴才,国运何足道哉?
    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専制利益,一个民族付出了500年的代价,等同于齐天大圣在五行山劳改的时间。在某些人的恶意操弄下,似乎香火不断,大概只有等待经过新思想洗礼的一代人起来,才能把这一切砸得粉碎。
    中国的専制制度,自秦至今,一以贯之,只是变换着型号不同的马甲或胭脂罢了。但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两宋,这种制度多少有一定弹性。两宋时差强人意的成绩,于此大有干系。可凤阳农民朱重八光复神州后,却倒行逆施,把这种専制制度推向了极端!
    政治上高度集权,一人绝对獨裁,宰相制度被废除,官僚系统完全变成獨裁者的家奴。皇帝+奴才+奴隶,这就是旧王朝的真实写照。就连在文庙里享受冷猪肉的孟夫子,也被朱重八扔了出去,孟夫子文选被改得面目全非,为何?不过是讲了点民贵君轻的闲话而已。就连这点闲话,也不能见容于凤阳农民朱皇帝。
    在故宫养心殿,有一副乾隆爸爸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有天下奉一人。在専制时代,天下兴亡,系于一人之智慧与品行。可无论古今,専制政客的智商和品德比窑姐的处女膜还不靠谱。遇上正常点的,大家勉强度日,遇上王八蛋,只能自认倒霉。权力缺乏监督与制衡,必然走向堕落。
    历史经验如此残酷,那些自称孤、寡人、予一人的,总以王八蛋居多。就算他们胡作非为,民众也莫之奈何。万历皇帝消极怠工,好多年不上班,你敢有意见,抽死丫的,老子就是不上班。明世宗装神弄鬼,玩得天怒人怨,海瑞跳出来骂了几句,关起来,老子继续装神弄鬼!
    奴才们只好战战兢兢、惟命是从,类似大清重臣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把主子舔舒服了,一起为非作歹、花天酒地。草根布衣无权无势,既是皇帝的奴隶,又是各种奴才的奴隶,只有勒紧裤腰带、三呼万岁的份。奴隶们卧薪尝胆,但求奋斗成为獨裁者的奴才,有机会欺负其他奴隶罢了。
    试问,这种制度安排,怎么可能通过思想批判,进行自我革新,特别是制度性调整,创造中国人的新时代。大家只是在腐烂的酱缸里往死里折腾,直到阴阳两虚,彻底报销。然后换一波人,照猫画虎,重新折腾一回,比赛谁玩得更恶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如此而已。
    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虽然也在玩王权政治,但研究政治学的朋友清楚,它与中国的皇权政治大相径庭。这不是说洋主子觉悟高,不想过専制皇帝的瘾,他们跟中国的獨裁者一样,也想得要死,但条件不许可。以西欧特殊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有中国式的绝对权力。
    西欧的王权始终受到各种制约。一是贵族阶层,国王与贵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即是利益共同体,又存在着内在矛盾。二是宗教势力,最要命的是,国家立法根源于基督教义和日耳曼法传统,国王没有立法权。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藉由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日益壮大,其武器就是票子,国王想要钱就必须做出让步。
    早在13世纪,英国就有了议会,其制约王权的动机显而易见。既如此,为何国王同意这么干,无他,弄钱耳。靠王室领地入不敷出,国王要玩下去,就必须跟贵族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尽管这让陛下很不爽,英王也曾多次解散议会,但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重新召开。特别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定,更具里程碑式的意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代议制。议会作为民众代表组成权力机关,其主要职责有二,一是替民众管好钱袋子;二是监督行政机构。前者尤为重要。早期议会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评价一个国家是否真民主,根本一条就是议会能否管好国家的钱袋子。没有议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花钱,否则就是假民主,这种议会也是假议会,帮凶或走狗而已。任由政府挥霍民脂民膏,议会只负责鼓掌通过三呼万岁,这种假民主比皇权専制还要恶劣。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同的制度与社会结构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西方世界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洗涤了旧制度,逐步建立了民主自由的新社会。而大明王朝却遵照臭烘烘的中国式历史周期律走向灭亡,换了一帮王八蛋变本加厉重新来过。中西方在这一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成本,但收获却如此不同。
    500年来,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陕西总会起到落井下石的特殊作用,如甲申国难、西安事变等等。李自成无厘头的革命帮助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者的文明高度比朱明王朝尚且不如,中国的前途可想而知。东施效颦,没有最烂,只会更烂。满洲贵族倒行逆施,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让国家彻底窒息,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而已。
    左宗棠西征时,在陕西凤翔见到前明的红衣大炮,痛心不已,感慨要是有这玩意,对外战事何至糜烂如此?想想吧,200多年,这帮混账东西除了修园子养蛐蛐削读书人的脑袋,都干了些什么?为这种人天天唱颂歌,不知道阎崇年先生的良知何在?
    就连老马同志,也一点不给中国人面子:“(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里,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立即就腐烂”老马未必会想到,他死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的旧棺材却依然如故。一代人躺在里边腐烂了,再换一代,把棺材重新粉刷一遍,躺进去,继续腐烂!
    有些人无厘头的民族自大综合症,究其根源,如阿德勒、弗洛姆所言,无药可救的自卑而已。早在几百年前,传教士利玛窦就发现了中国人这一潜质。他的观察是:“中国人的骄傲来自无知,越真相大白,他们越自卑!所以,掩盖真相、拒绝真话,是维持他们民族自豪感的不二法门”
    真正自信的民族,自信的国家,自信的团体,自信的个人,必须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勇气。自吹自擂等同于恬不知耻,而历史的教训是,唯知耻而后勇,而后有希望,而后有未来。以谦卑的态度去面对世界,不是总觉着老子天下第一。做得好一笑了之,做不好自己抽自己。我们要经得起人骂,要欢迎人骂。因为没有谁被骂死,只会在批判中变得强大,而被自己或别人夸死的比比皆是。
    北大副校长梁先生称: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虚无主义!这实在不像个体面的读书人该讲的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只讲立场不追求真相的言论就是耍流氓!何为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那种不尊重历史事实,只追求政治正确,寡廉鲜耻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才是最不要脸的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连真面目示人的勇气都没有,还不虚无啊,要多无耻才算虚无呢?

    辛可于北京。

    作者简介
     辛可,原名辛梦尧,知名作家,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始终坚持戏讽性艺术风格,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