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7

黄文勋自辩书: 你们已失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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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8日,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赤壁三君子”之一的黄文勋一审宣判,以“煽动颠覆罪”对这位90后青年判处五年徒刑。

以下是他的自辩书,非常精彩!(黄子审判前写的准备好的,但是庭上没让念完脱稿讲的)

公民黄文勋之辩护词

本人黄文勋,字光明,号黄子,广东籍人士,中共王朝四十一年生。身份,睡醒前为奴隶,睁眼看世界觉醒后为半奴隶,因一直在争取公民之身份,遂自称公民。政治面貌为,相对中共“正统”而言属异议人士,若非注册党派被禁锢,则为光明党人士。
本人在中共王朝六十四年即公元2013年5月25日,被中共政权特务机构即国内保卫局,指挥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地区警察非法抓捕,逮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专制王朝六十五年即2014年2月12日,接到赤壁市法院递交的检察院受权力干扰而下发的起诉书“赤检刑诉[2014]25号”,指控我、袁小华、袁兵三人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后至2015年12月21日即中共王朝六十六年接到变更起诉书“赤检刑变诉【2015】1号”,指控我们三人犯“寻衅滋事罪”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针对上述指控,本人黄文勋将对“我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作出阐述,并向赤壁市人民法院作出针对所控罪名的辩护,是为公民之辩护词。
首先,我仍要求行使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即要求所有在场的中共党员回避,包括法官、法警、检查官、旁听席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回避。我当然清楚中共早已控制所有的政府与司法部门,但我还是应当提醒有这项法律秩序的存在,你们决意践踏法律是你们的行为,说与不说是我的责任。
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被告席的时候,我就觉定不跟你们打哑谜,而是用直直白白堂堂正正的方式去述说,就当我用诚信表示对本应象征人类公平与正义的法庭的敬意。我接受你们审判,同时我也在审判着你们,如果你们仍旧觉得自身经得推敲的话,我们就来一次开诚布公,在法庭中进行完这次对话。否则听到此地,你们就可以滚蛋,然后再暗中下判决下黑手了,我这里还有一副装着“人的灵魂”的躯壳。我今天就是要挺起脊梁抬起头颅,人一样的活着。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正是由于你们一直不肯走正确的道路,促使我由始至终,我的理想,我的使命,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独裁专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如果提议一个名称的话,我建议为“中华民主联邦”。我本非为推翻中共而生,推翻专制实现民主才是我所愿,才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百多年来的追求。也就是说谁独裁我就要推翻谁。如果民主实现了,中共就失去让人推翻的资格了,我不投选举你的票就是了。别藏着掖着了,认不是傻子,你们不敢实行民主普选,就是因为你们已失去人心,所以顽固着坚持红色传统。
继续,我出生在广东一个叫柏塘的小镇,成长在父母婚姻不圆满的家庭,即单亲式家庭——在母亲遇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去世后,回到父亲身边。生活经历还算丰富,随着母亲流过浪、拾过荒,亦跟随着身为蜂农的父亲种过地、上过山。与天下父母都有宠爱孩子的天性一样,我不算吃过多少苦,但知道生存艰辛的定义。我的童年在亲人的关爱下,我一直感觉都是幸福的,这也使我成长为乐于助人,性格开朗,人格健全的人。没有这些因素,也许还和众多同龄人一样在沉睡,不一定那么快成为拥有独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
自上学伊始,我就努力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未有成年人的辨识能力下,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圆而自豪过。我自小受的教育告诉我,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一点至今哪怕到死我都不会改变。可惜,没有达成你们背后的目的:“爱党爱中共”,真是让你们失望了。
我本就属于好思考,好求甚解的性格的人。比如中共在夺得全国政权之前宣扬“要比美国更自由民主”与之后的对比;比如建立政权后进行的“反右”与“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原因;还有“六四学运”为什么要选择血腥镇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从未停止。当个人崇拜被用到极致,统治者便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是国家的发展方向背离了人民的追求。建成一党之言、一家之言、一人之言的专制体制,个人的意志便凌驾于整过国家和民族。于是,各种性质的斗争和运动接踵而来,带给人民无尽的苦难,饿死和整死数千万人只是序曲,他们的子孙后代仍在奴隶似的活着,所有的试图改变和呼吁改良被无情地扼杀。专制不仅使统治者丧失人性,同时它也会使人人自危并互相冷漠。让人改变前后所学的完全相反的看法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亦在无数次的思想挣扎中,才从正统所灌输给我的“史实”和价值观的泥潭中爬出来。告诉你们吧,纵使你们不再顾忌,狠绝一些地把史书改写得更有利于统治所需,封锁互联网,禁绝所有反抗的言论,将我等敢于为自由付诸行动的“不安份子”活埋,重现一次焚书抗儒你们也只能像前秦一样换得一时的“和谐社会”,人民往光明的心不会绝,正如人类从未停止过仰望星空,从未停止过思考。
数十年来,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无数次苦难的问题根本症结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政治黑暗,潜规则横行,贪污腐败成风?这一切的本质根源在于中共及其建立的独裁体制,在于国家的制度本身。当一个曾被压迫的阶层反抗压迫成功后,没有愿意卑微着身份将权力还于人民。那么,无论其提出如何冠冕堂皇的统治理论,它会习惯性变成自己曾推翻的哪个阶层继承其所具有的特性。一切只因为所有的人有潜藏的暴力倾向都想去奴役别人的实质,但只有当权力是来自公民的日常参与与认同的民主制度时,即权力回归权力的本源,一个向着透明、公平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民主制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拥有着最佳纠错机制的想着良性循环发展的社会制度。
当这些思绪被捋顺的时候,我选择休学为自己的理想而奔走。2009年,按着计划工作一年多,以增进人情世故的认知与社会阅历。2010年,在清华、北大间发起新启蒙学社,出刊物建网站,以图唤醒联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为建立一个民主中国而努力;2011年,又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起不结缔松散性组织“暗光”,以散发和网络传播《明主宣言》,并提出“结束专制、恢复人权、实现民主、还税于民”的纲领性倡议。尽管这些探索收效甚微;人民受愚民教育毒害至深占多数,彻底绝望有之,恐惧有之。但这些因素从未使我放弃,我深信只要为着梦想不懈的努力,心与光明的距离就会拉近。2012年初,报中大法律自考以继续进修自身,确立“多启蒙、广唤醒、联结同仁,积聚实力,构建公民社会”的路线。并决意不再从事非公开地下活动,而是以走上街头、广场的方式去唤醒更多的国人觉醒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我要用更多的行动,告诉人民不要恐惧,我们在争取属于我们作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的底气在于权力源于人民,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于是,人们可见一个身影在奔波:2012年3月12日,我在网络上发起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八十七周年的爬山活动,在受到干扰恐吓的前提下,仍旧与友人袁小华在广州白云山拉横幅、发传单;3月30日与欧阳荣贵等友人在广州控润街头举牌游行示威,发传单和演讲,要求胡锦涛带头公布财产,结束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随后我们被非法关押数十天;2012年9月16日参加深圳保钧大游行,努力制止军人与游行民众的暴力冲突,积累大游行经验;2013年2月1日,参与深圳王登朝警察一案的围观、旁听,被非法干扰绑架并抢走私人财产和证件;3月4日与余刚等友人在深圳市政府门口抗议抢走公民财产,举牌要求中共“停止作恶,放弃64年来的独裁专政”,并即兴发表公民与政府、政党关系的演说;3月5日,于深圳市腾讯大厦,与赵海通对其将公民微博禁言、销号的行为抗议并举牌:“抗议腾讯,违反宪法,被匪绑架、禁锢言论”;3月6日,于深圳市委举牌“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没有代表权;个2月27日,与友人欧荣贵重返一年前的龙洞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牌要求解除党禁、报禁、言禁、网禁、台禁”等五禁;3月10日,在深圳市华强北街头游行举牌“不要恐惧!打倒共产党!打倒独裁专政!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平等万岁!建立民主新中国!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告诉人们一人也能成军,随后遭非法行政拘留十日;4月8日,与友人张茂中、梁颂基、张圣雨、赵海莲等在广州天河地下商场街头举牌四问习近平“你敢释放刘远东吗?你敢释放北京四君子吗?你敢结束独裁专制吗?你敢即立民主宪政吗?”;4月18日起,一路高举光明中国旗与“周游华夏,践行光明中国梦”的牌子,开始全国性交流活动;4月21日与苏美生、邹桂琴,刘萍、魏忠平等十余友人在江西新余市举牌直指习近平,要求停止经济、政治迫害,无罪释放数十位良心犯、政治犯;4月29日,在苏州木读镇祭扫林昭墓中被绑架并抢夺纪念资料;5月16日全程高举光明旗与牌子祭拜南京中山陵。其后继续在合肥,武汉进行交流活动,直至在赤壁市遭绑架和非法关押。
以上便是一个为自由奔走呼告的公民所做的事,至于你们所给我的指控,那本身就是个笑话。从世界范围而言,我所追求的符合人类通行的普世价值观,而我的行为符合《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公约》的精神。从我们国家层面来讲,放下法律制定的程序正义性问题,我的行为完全是行驶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若你们要强制性安我个罪名,我建议你们先回去立个诸如“反共罪”或是“煽颠中共政权罪”之类明示的律法,我保证身为奴隶和阶下囚身份的我将哑口无言。倘若你们认为法律是中共主导制定出来的,当为你们的统治作灵活服务,认为不过是个玩具,想怎样就怎样的话。那么法律将不再是法律,离社会秩序的崩坏、你们倒台的日子就不会远了。
我在此重申一个人类共通的常识:公正、公开的审判只会显示执政府的坦荡,亦会促进人民更加遵守社会秩序的规则。一个被权力控制的审判的危害,不仅让正义失去光辉,更是让所有在秩序中的人失去遵守秩序的自发愿望和维持其秩序平衡的信心。当一切的基础,即信用和契约被质疑与破坏的时候,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受到质问的政府,将失去源于人民信托的依靠。与专制者们讲这些,诚然就算我对牛弹琴,我仍然要表达我善意的警醒。
我不知道一个腐化得只剩下功利的党派,是如何看待荣誉和伟大这个问题的,但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肤色斗争,种族平等奋斗的曼德拉与马丁是伟大的;取得成功后为国家和平愿卸甲让出权力的孙中山和华盛顿是伟大的,历史永远会铭记他们。然而,那些打着为民族解放的旗号,最终却玩弄权术,奴役人民,并自我标榜伟大的,只能让后人唾弃。愚蠢的,死后将自身做成腊肉,试图永世供人瞻仰;聪明的,死后将自己化成骨灰早早抛洒不留踪迹,以免遭后人羞辱、唾骂。中共还有什么荣誉可言?以前的内战、外战?但战后正义性的成果在哪里?你们为这个民族带来的从来只有苦难,一个错误的意识形态仍在强加于人们。别说今天的经济成就,人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你们所带来的。知道厚颜无耻怎么写吗?到我身边来,我告诉你们:那是市场经济与人类工业革命结合的成果,更是人民自身的劳动成就使然,那是人们所应得的;相反,没有你们耽误的那数十年,人民的生活只会更好。你们还想继续让人们对你们感恩戴德吗?别再混淆概念了,是人民在养活政府,不是独裁政府的中共在养活人民。
如今,公民社会的力量迅速增长,关乎你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又出现了。一条唯一的出路放在你们面前,那就是停止作恶、公开承担历史过错并致歉,争取全民谅解;结束专制,改组自身诚邀各团体党派参与民主共话将权力还于人民。这才是你们唯一能得到赞誉及值得荣誉的道路。当然还有第二选项,你们中共可以继续高压统治直到灭亡,我们保留你们抉择的权利。于此,我不得不为国家和平再次严正警告;中共正站在通往毁灭的临界点上。自今日起,自中共全国性的将这一批爱国人士宣判有罪起,从今往后,再无人相信和平改良的方式能使国家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人民被压抑多年的怒火终将爆发,你们将是带来战争的罪魁祸首,你们中共将是彻头彻尾的不公不义、不忠之徒。
人的一生中难免会犯错,许多错误和面临诸多抉择,正如此时现场的诸位。各位检察官和法官,我可以谅解你们之前由于受权力干扰司法,而将我起诉即审判所犯的错误。可现在有一个可以澄清、证明你们本色的机会,一个顶住权势压力忘记身份地位履行本职工作当庭宣布无罪释放,成为载入史册伟大人物的机会就在你们眼前,而你需付出暂时失去工作的代价。我敢保证,全国的公民绝不会让英雄落难。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率真,如我亦不轻信一个世界的奇迹会在我面前展现,但我仍在期待,仍在为人类人性的光辉能在此刻绽放、闪耀的稍纵即逝的时机,作最后一点挽留的努力。
我深知人间正道是沧桑,比如人类为探索出光明之路历尽艰辛。百余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为自由而作的努力亦从未间断。有清末民初的先辈章太炎、林觉民、鲁迅等;有以死明志的老舍、林昭、张志新;有六四学运以来的诸多同仁,如仍在秦城监狱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人刘晓波;有许多与我一样被关押或在努力中的同仁;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同胞,如史学界的袁伟时教授写《明朝那些事儿》的学者当年明月,文艺界作家李承鹏、韩寒,还有呼吁教育平权的商界王功权,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为着自由、尊严、人权在奋斗着,在呐喊着,在奔走着。他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表达了对真理、对光明的敬意与忠贞,中华民族对自由的追求用不放弃!
我不知道中共和那几家族,还能陷在自身的权力与利益中挣扎多久。但人们已发现,若近年再无改变,中国人坐再多年的牢,也不能唤醒冷血中共的良知,也换不来南非曼德拉式的奇迹,通向自由的命运当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三年前的深圳深南大道,当保钧游行的人群与拦道德军人发生冲突时,站在当中的我冒着催泪烟雾,向军人们讲述何为国家军队与公民社会时,他们点头赞成,并停止殴打人群的动作。由此可见,过去的通过洗脑教育,容易养成屠杀人民的军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中共能想象得到吗?当人们愿意播撒种子影响他们的孩子、亲人、朋友,当公民社会足够强大时,二十六年前的军队将调转枪口,指向独裁者。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奴役人民的,终将走向斯大林、卡扎菲、萨达姆的诸如鞭尸、拖尸和绞刑式的下场。
从我争取个人与民族的自由和尊严起,专制带给我的仇恨有哪些?你们让我祖母等不回孙子,让孙子失去祖母,也许连祖父母也已失去,你们还让我古稀父亲孤独留守;在被关押期间,你们还对我进行殴打、电击、强迫生产元宝纸等一系列迫害,将我所有的人格尊严狠狠地侮辱、践踏。这些你们中共强加给我的林林总总,并未使我有一丝的意志动摇。相反,愈是黑暗,愈让我对自己所走之路与追求光明的信念愈坚贞。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甚至有人嘲笑我的天真与坚持,甚至连我也对自身过去的私德也有些不满意。可此刻,我告诉你们,只要国家能够实现民主,人民能得以自由,我愿意妥协并放下我个人对中共的仇恨。但,对于带给中华民族无尽苦难的中共所建立的专制体制,我只想借用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在授课时对篡改史书行为表达的愤怒,只想说:“操你妈!滚你妈!去你妈!”尽管粗俗直白,却对所有的冠冕堂皇的权威最好的回击!
对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情感,我只有一个字“爱”,无须任何修饰语作为前缀——我的觉醒使国家拥抱光明的所有行动足以证实。可我绝不会爱一个专制王朝,中国数千年来,历经夏商周秦等数十个王朝,所有的王朝来来去去最终覆灭了,如过眼云烟。但土地和人民犹在,对压迫的抗挣犹在,希望犹在!尽管哲人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尽管统治者对历史真相进行了种种干扰和扭曲,终究一个新的科技信息时代来临了,中国终将走向权力回归本源的自由民主时代,一个光明的前景将实现。我相信未来,我的同仁也相信未来,我们的民族同样相信未来。
最后,我的经历与感悟,还有伴随我对中共的审判,对国家的期待,已讲述完毕。对我审判的终结,却是世人对中共审判的开始。站在我们背后的,是无尽的已经觉醒或者终将觉醒的公民同胞,这是我们在此质问中共的底气。来吧,习近平;来吧,中共;痛快点,别拖拖拉拉。现在你们可以判我们三五年,或是重审加罪;最重也不过死刑或报复至死,然后像大多数的死刑犯一样被偷摘器官,交换骨灰。这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让世上多了一个装着监控探头的林昭墓。无论如何,我都无罪,也不会认罪,我和四十多年前的林昭枪决前给中共的回答是完全一致,一样的坚决,一样的矢志不渝:“我为什么要认错?错的是你们,不是我!”
以上便是公民黄文勋之辩护词,对所有能听完或看到我辩护的人们,我仍旧要表示谢意!

转自 博讯  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6/10/201610261457.shtml#.WBLqv_Tetk8

2016-10-17

老兵维权,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深度好文)

作者: 邬萍晖,杨建利

数千退伍军人的维权活动如风一般骤然而来,又如风似的悄然而去,48小时之内,迅速集结,迅速解散,其维权目的基本达到。
在习近平政权以多年未见的大力度打压维权空间的情势下,此次老兵维权获得成功引起了许多讨论、争议甚至阴谋论猜测,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应该从此次老兵的维权活动读出些什么呢?

一、老兵群体的特殊性
假如当局决心镇压,数千人的力量面对中共政权暴力机器仍属弱小不堪。维稳体制下,调动几万军警对付这区区几千人,并非难事。然而,事情的麻烦和棘手在于:这几千人是千万退伍大军中最勇敢、最具领导力、组织力因此也是最受拥戴的人,代表强大的退伍军人力量,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敢于牺牲,团结一心。敢动这批人,须冒触犯千万退伍军人的莫大风险。更麻烦之处是:政权手中现有的最强大武器——军队——与这些退伍军人天然密不可分,有着血肉交融的关系:军队的明天就是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昨天就是军队的今天。中共最高层向来以军权和军队稳定作为权力的最后保证,为此,习近平对军腐大动干戈、对军改殚尽竭虑,即便如此,军队不一定就稳定了,因此中共政权对动用专政铁拳对付组织化程度很高的退伍军人,是否会在暴力机器本身上砸出裂缝心有忌惮,镇压意志力不足。
二、普遍性:此次老兵维权的可复制策略
虽然退伍军人群体具有特殊性,但是我们不认为其特殊性是此次维权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老兵群体的特殊性不是今天才有的,然而,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老兵群体到北京上访50多次,平均大约每年三次,在各省的抗议维权活动更不计其数,每次老兵都受到中国各级政府像对待其他维权民众一样粗暴的漠视和镇压。然而为什么这次成功了呢?
我们认为此次老兵维权运用了使维权成功概率增高的策略,这些策略具有普遍意义,是可以复制的。
高度组织化:几千人可以迅速集结包围军委大楼,第一时间就把组织力量展现出来,震慑对方的意志力。
高度纪律性:号令整齐,行动一致,井然有序。
非暴力策略:本来除了现役军警,退伍军人是最有能力使用暴力群体,但是他们选择了非暴力抗争的策略。设想,假如他们使用暴力手段,结果将会是什么?
人数和地点:非暴力抗争就是要拼人数,此次抗争聚集数千人远远超过以往,且集结在北京,军委大楼,光天化日(公开化),这都是制胜的重要因素。
诉求明确:维权目标明确,不随便升级。
三、维权就是维权
有人讲,此次老兵维权是体制内维权,这是错误的观念,维权就是维权,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对于绝大多数维权的民众来说,其目的就是获得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合法权益,基本上没有体制内外的概念。有人把老兵维权定性为体制内维权所持的理由是,老兵喊出拥护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口号和打出这样的标语。这个理由比较表面,因为设身处地想想就会明白,喊“万岁”主要不是要表达效忠,而是为了支起一个保护层,减少被镇压的可能性(最终目的还是经济利益),维权的老兵对当局将如何对待他们、是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心里没有底。当然,老兵(曾经是政权的卫士)喊“万岁”比其他群体更自然、更缺少心理障碍,因此这更容易成为他们的保护策略。
说到底,退伍军人是普通民众,参加维权的老兵更沦为社会下层,在奉维稳为保卫政权的第一道防线也可能是最后一道防线的统治集团的眼里,他们和其他维权民众没有本质区别。刚参加了北京“八一大楼”集会活动的中国北方某县退伍军人维权会张姓会长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像他这样情况的退伍军人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退伍军人也曾多次组织起来上访维权,但无奈中央有中央的政策,地方又有地方的政策,退伍军人的权益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上访行动也每每受到打压。
据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了维权老兵的代表,甚至在接见时明确表示:老兵维权是正义的、是合法的。假如此传言属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哪些群体的维权是不正义的、是不合法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相信,只要专制政权性质不变,老兵群体不仅不会成为赵家人而且终究会成为体制的敌人(此点下文还会论述)。正因为此,老兵维权的突破口,对其他群体扩大维权是正面的推动。
我们不要去讽刺军人们过去的性质与作为。其今天的上街示威已足以证明他们跟其他大众一样已然成了专制的牺牲品,也必然地是高墙的对立面,从而有理由、有潜质成为推墙力量的组成部分;
不要去挖苦军人们和左派的受骗、愚昧与落后。专制制度下,几乎人人都有此过程,自己从中走出来,不可立刻耻笑后面走得更慢的民众。拉住他们的手,让其跟上步伐恰恰是先行者的使命所在。极少数顽固者自有历史的淘汰,不必为此将多数的人群推向魔鬼一边。政治是力量的集聚与反抗,不是理论家的思想净化与革命纯洁性的漂白。孙文握手并拥抱满身臭气、匪气的洪门并加入其中成为领袖之一,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六十八人为洪门弟兄!其中不乏“愚昧”地并不知民主宪政真正内涵的“落后者”!


四、民运应有的反思
世间总会有一群不顾乃至鄙视自身经济利益,专注于精神高洁、自由平等、人权保护、公权制约与监督和民族进步的精英人士,古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近有喋血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和成功推翻满清专制的同盟会革命党人;昨天有满腔热血的数百万八九大学生,今天有以法律为手段推进民主法治的维权律师。这种种群体本质上已然超越经济层面的诉求,而上升到追求更公平、更正义、更自由、更博爱的国家政权与制度构建层面,这也是解决公权力泛滥无边,解决特权贪婪无度,解决无数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街头小贩等根本经济掠夺与实质贱民政治身份的不二途径。然而,在今日赵家的维稳体制下,却鲜有能如这次一般成功的可能。同样是数千数量之巨的绝食学生无比震撼的自我牺牲换来的是六四的北京街头坦克轰鸣,以专制者自己颁布的白纸黑字法律为依据抗争的律师,迎来的是709对律师大抓捕。而民运人士、精神贵族们,因埋植于所有人深层的贪婪、私欲、争竞、自私等原罪,本以为自己高洁,舍弃经济追求,致力于宏观社会进步,二三十年下来,铁的事实却是海外民运分崩离析,山头林立,国内民运争吵不休,互为仇敌。不得不在数千退伍军人整齐的凯歌声中目瞪口呆,百味难陈。
不要去讥笑军人们停留在经济层面的呼求。对普罗大众而言生存、生活永远是第一位和最基本需求,不要去挑战这一公理。让普通人饿着肚子去争选票、喊三权分立这是书斋中书呆子的梦呓,空中阁楼上老夫子的吟唱。放下身段,拥抱民众,团结各个群体,以浅显的道理、通俗的语言、无可质疑的事例,使多数民众明白其经济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进而一同去争取根本制度的改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呼求与抗争,一句话:加入到推墙的洪流中,才是民主精英人士最需要做的工作;
我们不要去揣摩军人们背后的势力。且不说根本毫无证据,纯属空空推理,即便是真实,不影响其对权贵的撼动,不影响其对其他群体的鼓舞,不影响推墙者在其基础上掀起持续的波浪。简单的道理:“背后势力”可以利用,推墙者不懂利用?只会一脚站在这股强大力量对立面?
不要严格划分体制内、体制外。专制制度下,迫害者也是受害者。政治局的三十来位委员、二百多中央委员组成的中枢机构与专制机器,是真正的赵家,是真正的权力高度集中与垄断者,其不容任何势力染指或监督。因此,其他所有人无不正以各种方式、正在各个层面遭受其欺压、剥削、凌辱,一同牵手,砸碎落后的、蛮横的、反人类的机器,方能迎来每个人美好的明天。何况,这中枢机构中随时会有愿意加入的反叛者。
不要区分改良与革命。在痛恨现有体制这一点、憎恶赵家人这一点上,大家都是革命者,都是推墙的同盟军,也即目标(至少现有目标)是一致的,求此大同先推墙,存其他小异留待未来解决。某种意义上,正是八九学生和北京市民,以鲜血与生命,告诉大家:对这极端落后、腐朽的专制制度本身,请愿、呼吁、改革已经行不通。“八九之后无改良”应该是共识。所不同的仅是手段而已。手段是激进革命,还是温和改良,其实无关大局,各做各的事,各有益处,只要每一个人不去为高墙抹粉、涂刷。
不要停留在书本上、网络中的发泄、批判、启蒙、辩论、争吵。走出来,研究如何制定具体策划方案;走出来,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如何联络各个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走出来,学习并实践赵家本身当年如何推翻民国的成功经验。须知,民间戏言“共产党是造反的祖宗”有一定合理性。我们专制的对手十分强大和狡猾。其历史上多次吸取其他高墙被推倒的教训: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权威,直接导致一代苏联青年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在内的初步觉醒,赵家如坐针毡,也因此坚决不肯彻底否定毛泽东;八九十年代的苏东风波,共产体制如残败破叶,随风而逝,赵家再次系统研究,精心布置,全面规划,终有之后近三十年仍不倒。赵家两次总结,加上中华民族缺乏宗教情怀,较容易放弃良知,利益至上,导致今日民主长期困局。所以,致力于民族进步的人们,如不十分警惕,百倍努力,千倍团结,万般奉献,就不要盼望民主自由之花在中华大地盛开。或者诸事不做,停滞在等待所谓经济垮台、自动墙倒的虚妄之中耗尽自己年华。
不要停留在各自为政。在此强大、狡猾、掌握无数资源的赵家人面前,弱小的民主力量,如再不团结一致,仍停留在各打小算盘、各抱个人野心、祈望未来挣得个人利益,将会彻底被专制各个击破、毫无战斗力,而个人则沦为时代弃儿。未来属于真正胸怀大志而艰苦卓绝、海纳百川而大公无私、矢志推墙而但成事由天的千百民族精英们!

五、最后,老兵维权与深度觉醒
老兵们据说将到手的18万元,能解决这辈子问题?多数人到中年,甚至不少是当年的伤残军人,这点钱何以对付未来几十年的各种必定而即将到来的疾病?如今的医院如同敛财的无底洞,人人早已领教;年年无节制印刷钞票,官方公布的M2数据数十倍增长,稳居世界第一,导致物价飞涨,此养老钱乍看不少,却必定迅速缩水,不值几何,往后的日子还有好几十年;大中城市房价更是高不可攀,即便小城市,一套房子也动辄四五十万元以上。哀哉!昔日士兵们或为“国”在战场流血拼命,或为“维稳”、“平暴”于街头对同样维权的百姓大打出手,良心全昧,今日退伍之后却要么蜗居,要么啃老,竟至于难以有一套遮风避雨的住房,更遑论照中国国情得为小孩准备套结婚的新居;通过冒险的北京维权,一部分军人侥幸得到了随时将贬值的抚慰金,可许许多多的其他战友们咋办?昔日奉命违心镇压的无数百姓的权利谁来维护?以前天天接受“爱党、爱国、爱人民”教育,今天何故对他人遭遇无法关切?再放眼望去,全国数十万百万的局长、厅长、科长、厅长、部长以及党委系统的大小书记,需要像退伍军人一样为生病担心、为养老忧愁吗?甚至他们的小孩、亲属哪个不是占据着社会最好的单位,享有最好的资源,军人们的小孩能这样前途无忧吗?那么“从此站起来了”的到底是人民还是官员?双手捧着这来之不易甚至冒着牢狱之灾风险得来的18万元,不能不思考:为何冒险维权、抗争的总是自己和其他老百姓?何曾见过书记、局长、厅长们组队上街维权?印度人口与中国差不多,2014年印度财政收入2000多亿美元,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一数据是22000亿美元,十倍于印度,但印度早已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免费公共交通,中国收的那么多钱,到底花在哪里去了?同族同种的台湾民众福利优厚,泰国也是全民30泰铢(约6元人民币)包看百病,在中国则官员才能免费包看百病,百姓无钱立马滚出医院;这究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还是官员高高在上的国度?税收就那么多,饼就那么大,毋庸置疑,官僚们拿去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奢侈无比,挥霍无度,而民众包括退伍军人在生存线上挣扎,特权阶层垄断了一切资源。社会,何其不平等、不公平!
强制掠夺完民众创造的税收花天酒地仍不罢休,权贵们以贪污、受贿等手段,从社会疯狂敛财,纵容乃至参与不法商人彻底污染了水源,污染了空气,制造出假货、有毒食品、有毒药品,十几亿人丧失安全的生存、生活生态环境,雾霾蔽日,癌症盛行,青山不再,绿水全无;同样,社会环境恶化如斯,权贵们堵住大家的耳朵,蒙住大家的眼睛,更捂住全民的嘴巴。因特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革命性进步,全世界畅通无阻,自由分享资源、信息,所谓赵家权贵阶层对此恐惧无比,宝贵的税收不用在民生上却花费巨资拼命封锁、阻断与国外的联系,可以断言:古往今来,试图遏制人民自由获取信息的势力一定充满邪恶与虚伪;而新闻联播则天天片面报道,对国外选择负面消息,国内永远形势大好;按神圣的《宪法》规定的权利,民众发声声讨种种不公社会现象,或维护自身权益,或呼吁从制度、法治、源头上彻底监督公权力,建立公平社会,却须冒着被包括昔日退伍军人在内的强制力量镇压的巨大风险,如同今天退伍老军人担忧新军人毫无理性与良知的镇压,可年轻的军人数年后何尝不会又成为维权的老军人:呜呼,原来如此,军人们怎会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其实正是对面百姓队伍中的一员,须面对的是特权官僚阶层!而要改变的不是一时一项政策,而是导致自己权利受损、官僚阶层们赖以生存与掠夺、贪婪和疯狂的土壤:专制制度!不改变这一制度,不推翻这一专制高墙,民众永远无权,官僚永远在上,公权永远泛滥。
最后,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不得不说的话。我们观察到,在维权的老兵里许多都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们中很可能有当年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军人,那时那些士兵和我们被政权的强力划属为两个阵营。这些军人当年有没有犯下直接的镇压罪行,不是本篇所论述的内容,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要忘记被中共军队血腥镇压的八九民运的诉求是社会公正,是反官倒反腐败,是争民主争自由,假如这些诉求和应有的政治改革不是因为天安门屠杀而夭折,退伍军人——中国的无权者的一部分——的权益不会遭到现政权如此无情的侵害,老兵们也不会拼老命冒险维权了。每一个人,包括现役或退役军人、包括警察甚至包括握有重权高高在上的官员,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你的权益、尊严的最可靠保障在哪里?深层的醒悟,这才是军人们维权的真正意义所在。
201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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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3

中央内部逐步解密《林彪日记》内容太惊人

《林彪日记》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官方一直严密封存。近几年开始在有限范围内开放。这部《林彪日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
中央在内部单位逐步解密《林彪日记》内容太惊人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最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比任何人都清楚。根据他的《工作札记》的记载,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毛就与他密谋,要发动一场整人的政治斗争了。林彪也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通读《林彪日记》,可以看出,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若指掌。故此,毛开始与林密谋时,林的心头就不断绕着“是福还是祸?”的疑虑。正因为林对毛太了解了,深感伴君如伴虎,并有“福兮祸兮”的不祥预感,所以才口述这部《工作札记》,想要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纪录。最后,他果真难逃毛的魔掌而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被列为绝密的《林彪工作札记》
林彪生前,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夫人叶群记录,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其跨度是从一九六四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这本日记一直被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先是中共中央研究室获准查阅;半年后,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获准查阅,两个月后,省级党校获准在规定范围内参阅。以下是《林彪日记》(《林彪工作札记》)的部分摘录。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毛的私话令林冒冷汗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关于《毛主席语录》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
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毛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在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到会人朝着主席台,感到惊讶。这个提法,政治局会上都没提出过。会上突然发炮,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两个独立王国的国王不是刘、周。
林被毛邀参加寿宴,受宠若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感到毛要整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
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毛派江青插手部队文艺工作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
婆娘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按: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
识破毛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
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B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一、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夺权斗争,全国大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的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备任务。
老帅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B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会逼来。
毛周关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B52”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留给“B52”纠正的。“B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B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说着仰天大笑。
毛让江青插手军队,林彪抵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按: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
毛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得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江青定刘少奇五大罪状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到你不服。
毛将林定为亲密战友、接班人并写入党章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扞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按: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证明了“九一三事件”后中共所传达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信中对林的不信任,完全是僞造的。)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紧急动员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
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
(按:三个老帅指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改变立场的是叶剑英。四个未举手的是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十月十七日晚,即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动。近期,党史研究学者指:毛泽东当年搞出“战备紧急动员”,是企图借此凝聚全党全国力量,摆脱文革困境,把国人目光转移到“反对外国侵略”上。)
林彪案件疑团
中共对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论,党内、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有疑团:林彪作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并列入党章总纲,怎么会发动政变?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成员和参与反革命政变活动。从一九七一年公布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到一九八一年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林彪日记》出来,这个问题越发难以澄清了。
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全书八十多万字,已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传说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入木三分:林彪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评价
毛家湾,一切都那么安静。
林彪父子两个,在黑暗的书房里聊天。“读书与处世。我们今天就谈这两个题目。”林彪说。
“这两个题目都很有意思。”林立果渴望与父亲多交谈,当然很高兴。他首先问林彪:“你觉得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有什么不同?”
“我喜欢马克思,有时他很温暖,越是他偏激的时候越可爱。他喜欢用不同的句法表达同一个意思,而列宁、斯大林用一个句型表达好几个意思。文采上是不用说了,做人上也看得出明暗大小来。毛泽东也喜欢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说话,不交代清楚,神秘,留下一手。当然,他的文章是条理清楚的,深入浅出。但是,他不应当装作什么都懂得,好象万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国计民生,不懂得经济规律,所以想法古怪,乱弹琴。很多概念都是模糊的,如四清社教、百花齐放、公私合营,都是这样,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解释。你当了他的应声虫,不好也是好;不当他的应声虫,好也是不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毛泽东的认为伟大人物就是他的利益的追随者。群众追随,群众伟大;个人追随,个人伟大。他还好意思说时势造英雄呢?整个就是英雄造世界的理论,比尼采还厉害!也有道理。你百依百顺,他就完全放心了,你就是他了。所以,我也说过很多话,是赞美他的。后人会说我阿谀逢迎他,巴结他。随便他们怎么说了。我原来是真心觉得他伟大他正确的,我保他。别人说他有污点,我是一概不承认。后来,我知道不行了。他做得太过分了,叫人无法老跟下去。”
叶群进来,给林彪放下一份文件,看看林立果,说:“没给老爸说点笑话吗?”“你也可以听一听。但是,不要出去胡说。”林彪居然允许叶群听讲,这是少有的。他嘱咐叶群:“话要少说,书要多读。不明白的事情,不应该说;真正明白了,就没有必要说了。所以,能说的话大都是无聊的重复,真东西只有教师给学生讲。你明白吗?”“我明白首长的话。我得记下来。”叶群受宠若惊地说。
“你还是不明白。如果明白了,就不会说这种话,也不必记下来。”林彪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学说,儒家重赏,法家重罚,道家赏罚分明。所以我相信道家比别的好一点。道家讲究养生,我觉得有意思。我不想干更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干很多事情。我打了几十年仗,不想再弄别的,也没那些精力。可是,阎王当家,大鬼小鬼都不知道自己明天该如何。怎样看阎王?就是看他的利益。万般皆下品,利益唯独高。离开利益,什么都看不清。”
“我们有没有利益问题?也有。刘少奇他们有没有利益问题,有。老百姓也都有。利益归利益,但是要适可然止。少奇的书(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注)写得很好,他说党员的利益服从全党,没说不要利益。全党是谁呢?现在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了。一个人!他做事没有限度,凡事做绝了。绝了就是一点论,必有大恶果。恶果大了,就显露出来;恶果小了,还勉强压得住。
斯大林在世时,很多事情做绝了,于是就有人反对他。后来把他的尸体拖出来,也是绝了。毛泽东穿着睡衣骂人家(指赫鲁晓夫,作者注),也太过分了。阿尔巴尼亚处理他们的女政治局委员,也绝了。毛打击王明,往死里整,乱了套。对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都过分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刘少奇和彭真,都是有本事的人,他们对干部赏罚分明,一视同仁,自己不是混饭吃的,也不要别人吊儿郎当。这是对的。他们整人也不象毛那么厉害,所以建立了势力。毛泽东老是喜欢说辩证法,不知他的辩证法是个什么东西!他说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叫人不知是什么玩意儿了。”
“我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平均主义加独裁政治。”林立果说。
“平均主义,也当用两点论的眼光看,有好有坏。”林彪还是那么平静,叶群也学乖了,小姑娘似地双手抱膝听讲。林彪的兴趣既不在叶群身上,也不在儿子身上,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心得流放。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背、手掌和指甲,说:“过去穷人那么多,平均了,大家就高兴。现在虽然苦,可是大家都一样,差别不大,也就稳定。至于独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承认。你们不觉得他象个痞子吗?太象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正经的打仗,我不怕。我打仗的时候,不在乎小东西。有些所谓将军,常被小股游击队和小部队骚扰得烦躁不安,甚至误中了奸计。不好。要看主要目标,小的挑衅、刺激、污辱,算了。我只注意根本问题,认真对付。我不会过分,会有分寸的胜利。胜利了,也要给人一条活命,给人饭吃,不能想法治死人家。对孩子也是一样,自己养的要关心,不是自己养的,也要关心。”
林彪看了看叶群,叶群低下头去。“说到韬晦,我不否认。谁不韬晦?就看谁搞得象样罢了。很难说啊。对毛泽东,你还是得讲韬晦,曹操说,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一切是非,不说,不解释,只附和。不成熟的话不说,宁肯沉默。把自己的兴趣都隐藏起来,使他不知道我们想什么。当他是外人,是贼骨头,不示以感情。同时,要吸收他的智慧。”林彪突然来了情绪,眼睛睁得老大,额头居然也放光了。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现象,叶群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以为首长要发布什么命令。
林彪用手势将她按了下去,说:“近来,毛泽东经常对我表示轻视、不满,我在被污辱,被鞭打,被讽刺。他歧视我,毫无理由地歧视我。这种生活太无聊,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打开新局面。所以,我只有学习,读书。我能靠近他吗?越靠近越危险。叫我表示感情?根本谈不到了现在。与一个专门仇恨、轻视、终日算计别人、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去的人套近乎?我不干。勾心斗角、热衷于倾轧的人,何情可言!我不再对他有多大的希望了。
林立果看看父亲,觉得心头一阵心酸。他扶父亲坐下,生怕他因激动而生病。叶群劝林彪好好休息:“今天讲得很多,还好。老虎,要反复思考,认真学习。”
林立果没有理会叶群。叶群出去了。林立果看着已经平静下来的父亲,诚恳地说:“爸爸地话,给我照明了道路。可能有人说忠说奸地议论我们,但是,中国的历史会在我们的道德上给以清楚的评价。我坚信,我们是觉醒了。现在分辨谁忠谁奸,已经不必要了。”
林彪经过长期的静观默察,终于丢掉幻想,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明朗起来了。他对儿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最近看了好几遍屈原,一点用处也没有,徒增烦恼。我们是军人,应当有自己的办事风格。”
林立果说:“我建议,先消灭周,毛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林彪微笑着说:“周那个人,不是中国的祸害,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为什么?因为他基本是在保自己,并不主动害人。这无可厚非。谁不保护自己呢?生物都有这种本能。中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说:“可是毛周围有周这样貌似大忠、实则大奸的大帮凶,事情就难办。”林彪摇头:“那等于自杀。你杀了周,毛不认可,周身后的军队就出来勤王。你觉得周恩来手里的军队力量很大吗?没有我,他就是军队中最有实力的人。难道他的实力比毛泽东的还大?本来没有毛的大,可是毛胡来,很多力量就被周拣起来了。”
“那就只好兵谏毛泽东。”林立果说:“不然我们会坐牢、杀头。这条路子,我想过。似乎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林彪深沉地说:“仗是不能乱打的。中国人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乘之师。具体怎么做,还是问题。这种方式,要有巩固的政治基础,雄厚的经济力量,充足的兵员和优良的武器。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考虑问题。开始名声不好,后来就会被人民接受。天下苦秦久矣!”
“我们可以不可以造成割据形势,将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林立果问道,“打几次仗,即使我们吃不掉他,他也不能吃掉我们。然后谈判停火,南北分离。”
“打仗,要么不打。要打,就要致命。”林彪说,“你的想法还比较幼稚。战争中不能想自己坐牢、杀头,只能想胜利。你要记住这个要领。我曾经把这个经验写给刘亚楼。含糊不得,犹豫不得,宽容不得。胜利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兴奋地说:“胜利以后,我们怎样治理这个国家?”林彪微笑着说:“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那我们还打天下干什么?”林立果问。
“开始打天下,是为了平等、公道、安全。”林彪划了一根火柴,看着它慢慢熄灭,苦笑着说,“打下天下后,才知道,世界上哪有这些东西。很可笑。”
“我以为我们能治理好国家。”林立果踌躇满志地说:“怎么也比老毛弄得好点。”
“你有这个信心,很好。可是,我告诉你,你得会用人。要叫各种有本事的人去管理国家事务,包括党的事情。要把各种受委屈的人利用起来,要将人们的不满转化到生产和管理上去。这些,我都不行。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我多次表示过这种意志,毛不是不知道。可是庐山上,他还是无中生有地诬蔑我要抢班夺权!毛泽东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对,别人狗屁不是。”
“要想叫他知道自己不是一贯正确,就得来硬的。”林立果说,“兵谏也行。那么,一开始就要狠狠地打击他,才能逼迫他就范。只要坚持三五个月,我们就能搞臭他,叫他无法再掌权。他这个人是容易搞臭的,只要稍微给人们一点点自由,让人家说话,不出一百天,他就得臭。”
林立果说:“那我们现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加紧准备,形势逼人啊!”
林彪说:“我不能背叛我的事业。我首先得争取和平解决。当然,毛这个人很固执,和平解决的希望很小。可是人老了,性情可能会温和一些。谈话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但是除了谈话之外,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不一定要马上打仗。实际上,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坏的办法。再说,现在他们没动手,我们如果先动手,说不过去。”。
点击查看原文    (转自  战略网05-31 14:09

2016-10-11

悉尼先驱晨报:中国如何对待香港对澳大利亚是一个教训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悉尼先驱晨报》10月11日的报道。香港的“铁娘子”陈方安生说,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她的城市对澳大利亚和全世界是一个教训。
“因为”,她在墨尔本告诉我,“我不认为澳大利亚人知道他们正在打交道的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看看他们正在渗透的方式,即使是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所以大多数人不会想到一党制国家设的局。香港人也没有想到,直至我们亲身体验。“
陈方安生有很多第一手的经验。作为1993年至2001年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她是英国人委任的第一名中国人、也是第一名女性担任香港最高公务员。
虽然她是英国人任命的,但中国人信任她,让她继续担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权统治香港之下的最高公务员。
她以公正及专业精神的卓越声誉退休。现在她76岁,本可以享受轻松的退休生活,但是北京政府的侵犯促使她投入公共行动。
她正与另一位香港活动家、长期倡导公民自由运动的李柱銘为香港的自治情况来到澳大利亚,并将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Julie Bishop等人。
两年前他们同样的访问了美国,当他们与美国副总统乔·拜登会面时,中国官方媒体谴责陈方安生和李柱銘是挑拨离间者、麻烦制造者和叛徒。
然而,陈方安生并非想要革命:”我们想要的只是要让北京遵守‘基本法’中的承诺“。这部香港宪法是于1997年香港移交回中国时所写成的。
北京颁布的”基本法“允许中国恢复拥有香港的主权,但保留香港的自由不受北京的威权50年。
它强调了”一国两制“的概念,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一个辉煌的企业家精神。
陈方安生希望他的继任者——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邓的愿景。”如果继续剥夺‘一国两制’,剥夺高度自治,就是在摧毁香港。“
北京不明白香港的价值不在于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这些硬件,而在于软件,她说。
”为什么香港仍然是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因为它的软件——法治、基本权利,譬如言论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透明度和问责制“,她说。
”中国低估了香港的感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感受“,他们想要本土的权利,令到2014年当示威者用雨伞保护自己免受警方的催泪瓦斯时,导致青年为主体的雨伞运动。
那么,北京究竟在做什么?
”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中共领导层的目标抱有任何幻想——它长期、系统性地渗透着社会组织、媒体和政府。
“没有人知道在香港有多少共产党员,有很多的地下干部,他们的身份甚至彼此都是保密的。
“他们已经渗入非政府组织、传统的宗族协会,进入纯粹关心做善事的妇女福利会,他们现在正在推出党的路线,所有这一切都直接违反一国两制。”
陈方安生说,北京企图实行所谓的“国民教育”课程,进行亲共宣传,并企图对香港的法院行使权力,两者都在面对香港的街头抗议中溃败了。
她说,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对大陆当局绑架香港出版商的披露,其中至少有一人是从香港被强行秘密带入大陆了,因为他们出版了批评北京领导层的书籍而受到处理。
“直到那时”,陈说,“香港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你不违反香港的法律,你在香港的土地上是安全的,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你在香港本土,睡在自家的床上都已经不再安全了。”
在法外的高压强制是“公然违反基本法中的一切,以及违反司法的独立性”,她说。“我们仍在等待行政长官向港人保证,这不会再次发生。
“世界其他国家应该关注正在香港发生的事。”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中国可以不受惩罚地就摆脱其对香港的条约义务,那么这说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条约义务会是什么态度呢?”
她说,澳大利亚应该警惕中共在其领土上的渗透。中共的宣传机构操纵着澳大利亚的中文媒体,他们的孔子学院是宣传工具,“而且他们也会试图用现金和其他诱因来收买”政治候选人和政客。这是标准做法,她说。
陈方安生不是想要鼓励仇外心理,而是想要人们警惕中共的目的和技巧。“你必须定义自己的战略和道德路线。在私人和公共场合,持续不断地重申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不能忽视中国,它太大了,不容忽视,它是一个幅员辽阔潜力巨大的国家,但你与它接触的规则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极大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国家。”
正如格言所说“凡事预则立”。陈方安生最后警告说:“等到中国渗透澳大利亚已经显见的时候,那就太迟了。”
原文China's treatment of Hong Kong is a lesson for Australia

2016-10-09

辛可:亡国奴与有国奴

2016-10-07 辛可 阅读与思索
注:文中的“X”不属于原文内容

先秦太远,不说也罢。孔夫子常讲三代如何如何,可三代到底如何,他老人家知道的,未必比我更多。很多人喜欢折腾先秦,大概是因为有足够的模糊空间瞎掰。陈寅恪先生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人家是谦谦君子,没我如此刻薄。
自秦至今的历史,就简单得多。马大胡子版的奴X隶社会,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郭大师的效颦之作,权当是愚人节的笑话。我们有的,是中国特X色的奴X隶制。简言之,中国社会就是皇X帝+奴X才+奴X隶的结构。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但这个结构具有超稳定性,至于要稳定到猴年马月,在下不得而知。
在皇X帝+奴X才+奴X隶的社会结构里,皇帝至高无上,是独一无二的奴X隶主,芸芸众生都是他卑X贱的奴X隶。只是奴X隶也有高下之分,比如有机会被皇帝相中的,便飞黄腾达成了牛X烘烘的奴才,所谓官X僚集团。我华夏文明,就是皇帝带着一群奴X才,役使千千万万奴X隶的杰作。
唐太宗讲“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所谓“引君入彀”,老李得意如斯,为何?天下英雄或自以为英雄者,都成了他的奴X才,能不高兴吗?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很多读书人十年寒窗,不就图卖给帝王家时,混个好价钱,有机会跟在皇上屁股后边,一边享受舔的快X感,一边欺负剩下的奴X隶。
朝廷选官,为何忠字当头?很简单,对主子忠诚、无底线服从,是做奴X才的本分。奴X才其实就是走X狗,走X狗须具备两大功能,一要把主子舔舒服,二要遵从主子意志,随时去咬别人。如果主子需要,果断干掉自己的牛牛也很有必要。
不读书便能中西通贯的高人们认为,孔孟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尽管孔孟的政治伦理多有不堪,但就事论事,他们真没资格做奴X才文化的祖师爷,否则就不可能混得惶惶如丧家之犬。同样是狗,丧家狗岂可与走X狗相提并论?
孔子带着门生到处乱窜,天天换老板,按现在的标准,根本就是鲁X奸X国X贼。孟子叫嚣“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天啦,这哪里是做奴X才,简直要反嘛!如果老孟活到今天,恐怕不是举X报封X号喝X茶那么简单。
儒家最终成为奴X才文化的代表,得益于叔孙通董仲舒等徒子徒孙对它的改造。也就是说,孔孟之道被修正后,才赢得了独X裁X者的芳心。后来我们引进的文化,莫不如此,要么奴X才化,要么就滚!美其名曰中国特X色,其实就是修X正主义。
东晋时的名牌大和尚道安一语道破天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简言之,老大不喜欢不支持,压根不尿你,一切都是扯淡。
可有机会鲤鱼跳龙门,成为奴X才的奴X隶,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虽馋得要死,也只有做奴X隶的份。大家不但是皇帝的奴X隶,而且是皇帝的奴X才的奴X隶,所谓二重奴X隶。这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宿命,一世为奴,世代为奴。
鲁迅先生认为,千百年来,中国式的奴X隶,区别不过是做得安生不安生而已,在所谓盛世,就老老实实做奴隶,碰上乱世,连做奴X隶也不得安生。当然了,元人张养浩讲得更刻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看来即便恭逢盛世,奴X隶们的待遇,比乱世也好不到哪里去。
除了鲁迅先生的二分法,其实还有另一种划分,就是亡X国X奴与有国X奴。简言之,数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要么做自己人的奴X隶,要么做异族的奴X隶。主子换若走马灯,但奴X隶还是一样的奴X隶。
秦汉乃至三代,中国人是自己人的奴X隶,就算有些人不小心被异族人掠去当牛做马或小老婆,也只是小插曲。
两晋南北朝,异族堂而皇之入主中原,成了汉人的主子,我们开始给形形色色的大胡子当奴X隶。蒙满权贵天下一统,更是如此。
晚清已降,洋老爷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特别是日本鬼子血X洗中原,我们又成了新款的亡X国X奴。东西洋的主子虽毛发各异,但对付我们的手段,似乎跟以前的奴X隶主没什么两样。
好在我民族中也有所谓好男儿,比如朱元璋,比如孙X中X山,比如蒋X中X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把异族主子赶跑了打道了,大家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因为我们终于又做回了自己人的奴X隶。
亡X国X奴当然很可怜,比如满蒙权贵以及后来的日本鬼子,没谁把我们当人看。翻阅宋明灭国的史料,多少国人横死在蒙满权贵的屠刀之下,血迹斑斑,不忍卒读。洋鬼子虽以先进文明自居,但扛着大炮到了中国,似乎并没有用文明的手段对待中国人。史实如铁,罄竹难书,任谁也改变不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做亡X国X奴总是一件屈辱的事。要不法国人就不会在二战结束后,大搞惩处法X奸X运X动。但有些中国人总能别出心裁,从中品出无上的幸福,以成为异族的奴X隶沾沾自喜,为强盗们歌功颂德。江南的冤魂尚在冥冥中哭泣,有些人就急不可耐为多尔衮献上了冷猪肉。
每年春节,我常去散步的天坛公园总举办祭天仪式,场面宏大,红男绿女对着假冒伪劣的满清皇帝三呼万岁。就算大家有做奴X才或奴X隶的瘾,为何不换做大明皇帝,难道北京城不是他或他们建的?简言之,这座貌似伟大的城市,每年以各种奇葩的形式,向世人宣示着一个民族的寡廉鲜耻。如果上天有灵,该如何看待这帮不成器的乌合之众?
在有些人看来,做亡X国X奴不但幸福,而且很时髦,甚至为做不了亡X国X奴憾恨不已。他们认为,有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牛X烘烘,就是殖民的结果。而中国始终文明不起来,无他,我们做亡X国X奴的时间和程度不够。如果我们一直死心塌地做亡X国X奴,大概早厕身于文明国家之林了。
尽管我从不以爱X国模范自居,但始终觉着,做亡X国X奴总不是体面的事。以我鄙陋的学识,对历史不入流的观察,靠被人殖民就能变成文明国家,除了无底线地作X践自己,其实很不靠谱。如果洋人真想帮我们,办法很简单,支持孙X中X山先生一点票子不就行了,结果呢?简言之,做亡X国X奴除了被人羞辱,并没有幸福可言,认为殖民有理的高人,该醒醒了。
当然,持此高论者,毕竟是少数。有些人动不动给国人扣汉X奸X帽子,在我看来,这比主张殖民有理者更无耻。因为除了做奴X隶,没几个中国人有资格做汉X奸,或者说,做汉X奸从来都是奴X隶主与御用奴X才们的专利。
相信绝大部分人跟我一样,没法从亡X国X奴的身上品出蜜一样的味道。如果做亡X国X奴真那么幸福,是我民族进步的良药,八年抗战就无合理性可言。可不做外人的奴X隶,我们就翻身做主人了吗,事实如前所述,我们又变成了自己人的奴X隶。
朱元璋带着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终于赶跑了蒙古权X贵,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果如何呢?站起来的不过是他的徒子徒孙和形形色色的御用奴X才,老百姓又跪X下去成了奴X隶,而且比以往跪得更结实。
在很多国人看来,即便是做奴X隶,有国X奴总比亡X国X奴强,给自己人跪总比给外人跪体面一些,似乎很有为之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必要。从民族自尊的角度讲,大概说得过去,可从人的尊严与幸福出发,无论亡X国X奴与有国X奴,也不过是奴X隶罢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何为奴X隶?解释这个概念很简单,翻翻《聯合國人X權宣言》就一目了然。《宣言》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的人,该享有哪些权利,如说话的权利、迁徙的权利、拥有私产的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等等,没有这些权利甚至与之相反者,当然就是卑X贱的奴X隶。一一对照,你会发现,亡X国X奴与有国X奴的待遇大同小异。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只是奴X隶主肆意摆弄的工具。
那些甘为有国X奴,以做有国X奴为荣,并从中品出蜜一样幸福的国人,跟从亡X国X奴身上品出蜜的人类似,一样地鸢肩羔膝,一样地不可救药。跟洋人一样,同生天地间,我们当然也是人,就应该像人一样自由、有尊严地活着,做奴X隶,哪怕是有国X奴,也不值得为此沾沾自喜。
说的再难听点,古往今来,做自己人的奴X隶,甚至比做外人的奴X隶更下贱更悲惨。因为同样是奴X隶主,我们自己养的奴X隶主要比外人更残忍无X耻。后者虽荼毒生灵,但跟前者X杀X自己人比,无论数量还是手段,岂可同日而语?后者虽巧取豪夺,但不至于把一切据为己有,为所欲为。后者虽睡过我们的姑娘,但跟后者的流X氓行径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黄宗羲怒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仁宇先生为此发历史之浩叹:中国的统X治者从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可见在自己人手里,我们从来都不是人,不过是草芥、蝼蚁罢了。既如此,何有幸福可言?
“我自豪,我是中国人”等等口号的确听着很受用,也符合正能量的标准,问题是你首先应该是个有尊严、自由的人,如果是卑X贱的奴X隶,中国式的奴X隶,有何必要为自己的贱X民身份感到自豪,难道一天不犯X贱,心里就痒得不行?
有些中国人就是这样可爱,天天过着奴X隶般卑贱的生活,却为奴X隶主的幸福操碎了心,就像J女因为嫖X客的前列腺问题寝食难安。他们丝毫不关心奴X隶们的悲苦,试着去改变自己奴X隶的身份,念兹在兹者,是江山会不会变色、金瓯能不能永固。事实上,江山是奴X隶主的,跟你这卑贱的奴X隶何干?不管江山的颜色如何变换,你也不过是奴X隶罢了。各种型号的奴X隶主,不会因为你的痴情,多看你一眼,把你当人对待。据历史经验,一贯如此,如此而已。
奴X隶主却在你的愚昧里,找到了所谓的驭X民之术。操X弄民X族主义,使用恐X吓手段,让你服服帖帖、感恩戴德。广告词是:如果没有我,尔等将成为悲惨的亡国X奴!为了不成为亡X国X奴,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做他们的奴X隶!所谓的“没有某某,就没有某某”、“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等等,玩的就是这种把戏。
就临床效果而言,这一招对很多人确实有效。原本对某些人有怨言,可一想没有他们自己会成为什么都不是的亡X国X奴,只好忍了,任由他们摆布。可问题是,做了有国X奴虽然获得“我自豪”的资本,日子却依然过得牛马不如,这跟做亡X国X奴有多大区别?既然做有国X奴并不比亡X国X奴实惠,又何必死心塌地做别人的工具,听任奴X隶主摆布?
简言之,做有国X奴与亡X国X奴一样可悲,自己养的奴X隶主跟异族的奴X隶主一样无耻。我们需要改变的不只是国家的命运,更应该改变的,是千百年来皇帝+奴X才+奴X隶的社会结构,从而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奴X隶身份。
我们不要做异族奴X隶主的奴X隶,我们也不做自己奴X隶主的奴X隶,以及奴X隶主的奴X才的奴X隶,我们要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民X主与自由的终极目,就是把每一个奴X隶变成自由人,让他们不再任人摆布,而是自己去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对自己负责。
如果一个民族还以做奴X隶为荣,不管是亡X国X奴还是有国X奴,即便她如何自以为了不起,都不会有真正的前途;如果一个王朝建立在奴X隶们的血汗之上,即便它装得如何强大,也终将轰然倒塌,被文明社会唾弃;如果一个人总甘于奴X隶身份,并企图从中品出幸福,毫无疑问,他失去的不只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还包括世人最后的一丝同情。
爱自己,像个人一样自由地、有尊严地活着,古往今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对个人是这样,对国家更是如此。因为一个体面的国家就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靠奴X隶血汗苟且的国家,何有体面可言,不过是文明社会的败X类罢了。无底线地爱这种国家,是不是有点犯X贱,太不把自己当回事?

蒋中正:民国38年“双十”國慶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國慶紀念
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蒋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九日於臺北

自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創造中華民國以來,每逢國慶日的前夕,我全國同胞都是歡欣鼓舞來慶祝這神聖莊嚴的紀念日。但在今日國慶日的前夕,我陷在匪區的同胞,卻只有悲憤沉痛來紀念今年的雙十節了。回想三十八年前的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革除了二千年的君主國體,推翻了二百六十年的滿清專制,纔有中華民國的誕生。而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我革命志士,愛國同胞,又在第二次革命討袁護法、和北伐抗戰諸役之中,奮鬥犧牲,纔保障了中華民國的國體國號,更確定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國歌。綜計這三十八年革命建國的歷史,已使中華民國成為我全國同胞共同生活最高的組織,和民族精神無上的象徵;而中華民國的國體、國號、國旗和國歌,在我全國同胞的生活與情感上,思想與行動上,都有其深固不拔、永久不磨的根柢。乃今日中共匪黨嘯聚了一些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和賣身投靠份子,扮演了所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不到十天的短時間內,執行了共產國際預定的計畫,宣佈了蘇維埃極權主義的國體,廢除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採用了俄國式的紅旗,改變了我四億五千萬國民同聲誦唱的國歌。我淪陷匪區的同胞,久在黑暗鐵幕之下,本已不堪受其暴力的迫害,而今日又是目不能見國旗,耳不能聽國歌,其喪家亡國之痛,更不知如何忍受了。我後方和海外的同胞,在此國際風雲緊急,國家危機嚴重的時期,軫念中華民國締造的艱難,必感救亡圖存責任的重大。中正雖以在野之身,仍當從我全國同胞之後,竭盡我國民革命的天職,繼續為剿共救國革命建國而奮鬥。際此中華民國國慶的雙十節,謹掬我悲痛悃忱,為全國同胞特進一言。
中共匪黨的武裝叛亂,不是為了爭奪政權而顛覆我國的政府,而是受了俄國的驅使,來滅亡我們的國家,所以他採取的手段,就是俄國併吞東歐各國的手段。四年以來俄國策動東歐各國的共黨,第一步在所謂「新民主主義」之下,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以欺騙民眾;第二步在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之下,成立他極權主義的所謂「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以控制民眾而達成他歸降俄國的目的。中共匪黨知道他要帶領中國人民降附俄國,不僅要遭受人民的反抗,並且要引起他匪黨內都的叛離,所以他早就進行了克服國家思想和民族感情的鬥爭。最近七年以來,匪黨發動了他嚴厲的整風運動,接著又實行了他殘暴的三查運動。這些運動,直接是對自由生活家庭倫理和國民道德的清算,間接就是對國家思想和民族感情的打擊,到了共產國際情報局斥責狄托主義之後,中共匪黨纔推行了「四個學習計畫」,正面向民族主義宣戰。今年四月初,他更進一步發表了他在三次大戰中替俄國打仗的宣言,七月初他又提出了向俄國一邊倒的謬論,信誓旦旦的為俄國利益而服務了。
但是,中華民國的國體是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中華民國的國旗是國民革命的象徵,中華民國的國號是凝結人民的愛國感情,中華民國的國歌是代表三民主義建國的宗旨,中華民國國慶的雙十節,紀念我中華民族對於民主共和締造艱難的歷史。這一切都是我革命先烈和殉國軍民無量數血淚之所凝結而成的史詩,亦即為我四億五千萬同胞民族感與祖國愛寄託的所在。只要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我們中國領土之上,那就是我黃帝子孫獨立自由的標識。所以袁世凱不敢公開改用中華帝國的年號,汪精衛也不敢改換青天白日的國旗,他們雖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操持,仍懍然不敢對我民族精神輕於觸犯。今日中共匪黨竟對我中華民國,從實質到形式,肆意侮辱,完全改變了。由此可見中共匪黨殘民快意,賣國求榮的罪行,非袁汪諸賊所可比擬;也可見俄國侵略主義的狂妄凶頑,肆無忌憚,更在日本軍閥之上了。
中共匪黨這次在北平揭幕的戲劇,完全出於俄國侵略主義者的導演,下面兩點就是充分的證明:第一、從他們所製造的理論上看,毛匪澤東在七月初間把匪黨的專制主義和賣國行徑歸納成一個「公式」,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與國際人民民主力量團結一致」。於是所謂「人民政協」,製造了他所謂「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其所依據的原則,也就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聯合蘇俄和人民民主國家」,仍舊是毛匪所提那一套的「公式」。要知道他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共產匪黨的專政,而其所謂「人民民主國家」,就是共產國際鐵幕之內,實行獨裁,降附俄國的一些國家。我們認清了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共黨匪徒扮演「人民政協」所製造的政體,就是「學習」極權主義的專政,去做俄國的附庸;更可以瞭解他們所謂「工人階級領導」,就是「共產黨領導」,而與真正的勞動民眾,毫無關涉。他們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共產黨獨裁,而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四年以來,莫斯科使用這詭辯的理論,和模稜兩可的名詞,掩飾了併吞東歐各國的侵略行動。毛匪澤東今日的「公式」,不過是沿襲莫斯科侵略東歐製造傀儡的手法,來執行他滅亡我們國家,奴役我們人民的命令。第二、從他們所採取的程序上來看,本月一日毛匪澤東在其所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時,宣佈了一個「公告」,所謂「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甫徑發表,立刻把所謂「公告」分送各國領事館。到了第二日,俄國政府外交次長葛羅米柯就發表聲明,表示「承認」毛匪的偽組織了。十八年前,土肥原製造偽滿洲國,東京與長春之間,還有正式文件往來;今日俄國製造北平偽組織,莫斯科與北平之間,卻只憑電臺的新聞廣播,其表演更是匆忙草率,而一切都是預定的計劃,尤為顯明的事實。俄國侵略主義者企圖使用這簡短單調的戲劇,無非要在外交上混亂民主國家的耳目,在軍事上急劇準備三次大戰的戰場。而朱毛匪首們要把我四億五千萬同胞,供與俄國當砲灰,要把我一千二百萬方公里錦繡的河山,獻給俄國作戰場,要把我中華民國國民寶貴的生命財產與豐富的資源,作為他們共匪賣身投靠的抵押品;這比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以助長他的帝制自為,汪精衛簽訂「日支關係調整要綱」以促成他的傀儡組織,更加寡廉鮮恥,更是喪心病狂。
同胞們!俄國如果征服了我們整個中國,無異如虎添翼,世界人類必將永無和平之時。而朱毛匪首如果斷送了我們整個中國,為虎作倀,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禁錮於鐵幕之內,替俄國做奴隸牛馬,我中華民族必將永無翻身之日。俄國侵略主義的發展,固然是整個世界人類安危禍福的關頭,而我中國不幸,正首當其衝,中華民國領土主權為其所毀損,國體、國號為其所廢棄,而國旗變色,國歌無聲,我四億五千萬同胞永為無聲無色的亡國之民。際此存亡生死之交,我全國同胞救國自救之道,祇有徹底剿共,堅決抗俄。凡是淪陷區的同胞,祇有自動團結,嚴防奸匪的破壞,埋頭苦幹,保持可用的力量,堅持等待我國軍的救援,準備接應我國軍的反攻。中正負責保證,無論今後戰局如何艱危,環境如何險惡,而我國軍必將在短期間內完成相當的準備,發動積極的反攻,以告慰於我淪陷區內同胞,而決不致有片刻的貽誤。凡是我大後方自由區的同胞,更應提高警覺,一致奮起,須知「覆巢之下,決無完卵」;只有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此時正是我們同胞同舟共濟之會,必須共礪同仇敵愾之心,拼命才能保命,毀家才能保家,擁護政府,奉行法令,再接再厲,剿滅共匪,不屈不撓,反抗暴俄,勿貪一時的苟安,勿計個人的利害。生為自由之人,死在自由之土,決不甘心做異族的奴隸。只要俄國的傀儡奸匪朱毛一日盤踞中華民國寸土,我們即一日不能放棄反抗侵略的責任。
中正在此必須指出,俄國侵略主義者承認中共匪黨偽組織,不僅破壞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且撕毀了美英蘇三國雅爾達協定。不僅是對國際法的損害,並且是對聯合國憲章的背棄。俄國這一次的舉動,除了德國納粹主義者之毀棄凡爾賽和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之違反國際聯盟公約,日本軍閥之破壞九國公約以外,再沒有任何事件可與倫比。今日北平偽組織完全是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手製造偽滿洲國的歷史的重演。誰都知道,偽滿的成立乃是中國對日本軍閥侵略軍事直接應戰的前奏,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四年以來,中共匪黨武裝叛亂全面發展,已使中國的危機比之於九一八至七七事變六年之間更加嚴重了。今日俄國,不顧一切公開導演他傀儡劇於北平,不但使共匪叛亂暴露其侵略戰爭的本質,亦且是俄國已不惜其本身以國際戰爭的戎首自居了。率直的說:今日偽「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俄國及其附庸的承認,就是俄國對中國直接從事侵略戰爭的信號。這是洞若觀火的事實!縱令世界各國瞠目無睹,掩耳不聞,而實際上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從此開始了。中國從不願藉世界人類共同的戰禍來解決中共問題。即至今日,我們仍竭盡其所有的力量,阻遏共匪的赤燄;務使西太平洋與東南亞洲不為其所延燒。但是世界民主各國如不及時為集體安全而努力,則莫斯科黷武主義者製造三次大戰的野心,決不會有何止境。今日他在遠東製造世界戰爭,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階段了。
中正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與共黨匪徒相持,至今歷二十五年;深知蘇俄侵略遠東的政策,與帝俄時代毫無二致。而中共為莫斯科第三國際的間諜,不是中國國內的政黨。蘇俄之併吞外蒙,掠奪新疆,窺伺東北,完全是帝俄時代侵略行為的延長;而民國十四年以來,中共匪黨對我中國國民黨之內在滲透、外來侵侮,對北伐之事前阻撓和中途分化,對抗戰之表面參加而實際破壞,都是國際侵略主義的陰謀策畫。抗戰結束以後,共匪更在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策畫之下,企圖以全面武裝叛亂,顛覆我政府,劫取我領土主權。所以我們歷年剿匪戰爭的意義,直接的固為剷除共匪的叛亂,間接的就是反抗俄國的侵略。
而反共抗俄,實為我中華民國存亡、三民主義成敗的決定關頭。中正秉承 國父遺志,領導國民革命,自不能不引為我畢生最大的責任。但是這一深切的認識與嚴正的立場,每不為國際與國內所理解。尤其是我戰時盟友的美國,在最近四年間,就有一些人士認定中共的匪黨是農民民主和土地改革的政黨,認定中共所謂「聯合政府」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並且否認了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之間有主奴的關係。這一誤解,竟使美國對華政策與我們政府的戡亂政策,至今還在互相扞格之中。但是我們同胞可以相信,美國是講公理重信義的國家,而且今日是領導民主,反抗強權的世界領袖,只要我們中央政府剿匪戰事一日不停止,東北領土主權一日不恢復,美國即一日不能背棄其國際信義,諉卸其政治責任,決不是見利忘義,背道棄信的國家所可比擬,至於國內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更直接間接幫助共匪,在政府區域發展其反內戰的運動;政府為剿匪而動員,特別是征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最近幾個月來,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媚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鬥爭的陣管,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但是我們中國的反共鬥爭雖在此內外交謫之中,遭受了一時的挫敗,只要我們不顧一切的犧牲,百折不回,奮鬥到底,對於遠東安全,世界和平,自有其重大的貢獻和決定性的意義。同胞們!今日侵略強權已不能掩飾其原形,賣國奸賊已不能隱蔽其醜態;共匪倉皇的公告與莫斯科匆促的承認,惟一的效果就是對於中共匪徒之為俄國侵略中國領土主權,危害遠東安全和平的工具,提出了最後的證明!而我們反共戰爭,並且是世界反侵略、反共產鬥爭的前哨,也就大白於天下了。
同胞們!自中共匪黨偽組織成立,而俄國及其附庸國家予以承認,而國際危機益形迫切,世界和平亦從此絕望了。一個世界不能一半奴隸,而一半仍能保持其自由;也不能一半是戰爭的毒燄,而一半還有和平的福音。我們的反共戰爭,還有廣大的自由領域為其根據,還有億萬的愛國民眾一致擁護,而在匪區之內,更有無數民眾迫切的希望和策應。故今日我們決不承認是根本失敗了,而且我們確信最後必能完成光榮的勝利!我深信公理勝過強權,正義就是力量。我們深信為爭取中華民國獨立而戰,為保障人民自由而戰,為國際正義世界和平而戰,其戰爭必得到最後的勝利!凡不願做俄國的奴隸牛馬,而自認為黃帝子孫的中國國民,都要共同一致,同心一德,在青天白日國旗之下,國民革命大義之前,竭盡一切可用的力量,堅持反共產國際侵略,反極權主義暴政的鬥爭,以恢復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保障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歸還我們民主自由,保持我們光榮歷史;使中華民國的國體、國號、國歌以及雙十節的國慶,與天地並存、日月爭光!惟有如此,方能上慰我創造中華民國的國父和為中華民國而犧牲的軍民先烈在天之靈!
中華民國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于建嵘: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2009年8月14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 于建嵘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转自: 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152.html